很揪心,又听说身边小学生初中生因学习为作业考试走极端。
恰逢清明,想叨叨几句生与死。
想想:我们一直在刻意回避面对学生面对亲人谈生死问题。或许是“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心理;或许觉得生命是个大课题,是“重于泰山轻于鸿毛”,岂可轻言;或许是传统认知,提及生死必及生理,面对纯真学子,让斯文先生如何启齿?

窗外,细雨霏霏,真是“清明时节雨纷纷”了。
我想起了今年1月1日,深圳市成为咱们中国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落地生前预嘱法案的城市——请注意,这只是生前预嘱首次入法。为何这突破出现在年轻的一线城市深圳?为何这次入法在这座1980年建立的城市能得以成功?为何这儿的人们看到“生死难言事”“必须自己言”——换句话说:就是自己掌握自己的生死大权。假如病人在预嘱中说了,不要做无谓抢救,那么医院就要尊重他的意愿。据悉,早在2006年,民间成立了一个叫不插管俱乐部的组织。意思是,临终之际,就不要插管受罪了,想更平静地走。我还能找到北京有人成立的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的公众号,2019年,江苏省老年医院也曾试行过生前预嘱。
这些年,每每听身边人频频感慨“病不起、死不起”“一病回到解放前”云云。我眼前就浮现见过多次的场景:病人(老人)已无康复之望,家人亲属碍于面子或宥困感情,还依然坚持给垂危病人(老者)浑身上下插满了各种各样的管子,病房里只能听到各种机器(器具)发出的嗡嗡声、只能看到仪表的灯光闪烁,却半天一天不见病人有一丝反应……全家老小,围着病房病人转,生活工作学习乱做一团。或许,在以后的亲旁好友聚会中提及这,家人亲属可做出满满的孝子贤孙榜样状,慷慨直言“我问心无愧了”。即便自己的生活受了很大影响,即便为此已付出了沉重代价,也只为提及这段遭遇做法说一句“我对得起××,我对得起良心”。
据说,2015年经济学人智库曾发布一份《年度死亡质量指数》的报告,在全世界80个国家和地区里,中国大陆的死亡质量指数排名第71。还有一个数据是,大多数人一生中70%以上的医疗费用花在了最后的无效治疗上。
联想到自己多年生活经历,不禁唏嘘——内心隐隐为自己担心,也为自己的亲属家人担心起来了。
前段时间,日本有部《临终笔记》的纪录片,导演叫砂田麻美。他的父亲,69岁时跟女儿提了个要求,谈的就是“终活”。希望自己能临近人生终点的活动,就是在那一天到来前,趁自己意识清醒,手脚利索时,该清理的清理,将自己的生活乃至一生整理整理——就是给自己一个生命回顾。
记得大约十年前,我曾在一次面对高中一年级学生的课上感慨:我愿意去世后捐献自己的遗体,以供医学教学用。我甚至调侃一番——假如我的学生到解剖室一看,咦,这不是先前语文课老是布置作文布置练习的郭老师吗?嘿嘿,俺就在这儿划一刀再划一刀……哈哈。彼时听课的弟子熊青云(当下在北师大读研)、彭伟铮(如今在荷兰瓦戈宁根大学深造)、余良辰(安徽医科大学研究生)、顾乘风(法国读研)……诸君是否还记得我这番话。
我对死亡看的平淡,这儿借著名诗人惠特曼《自我之歌》里所说,就是——
我把自己交付给秽土
让它在我心爱的草丛中成长
假如
你又需要我
请在你靴底下寻我
……
窗外,细雨霏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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