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修改安保文件给中国重新定位意在何为？

岁末时光，在风高浪急的国际形势剧变当中，日本政府正在积极修改《国家安全战略》、《防卫计划大纲》以及《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这样所谓“国防三文件”。从目前媒体的相关报道来看，日本批量性修改国家军事纲领性相关文件，这在日本战后还是第一次。这预示着日本将对战后以来的军事政策做出重大调整。

日本媒体和相关政府人士纷纷透露，这次修改相关“国防三文件”中，如何给中国定位，可以说是修改过程中的“重中之重”。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仅做一些技术性的、结构性的、布局性的修改，实际的意义就不大。现在，日本政府有意在修改的“国防三文件”中把中国定位为“最大的战略挑战”对手。

在日本政府看来，之所以要把中国定位在“最大的战略挑战”对手上，首先源于中国军事实力、经济实力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自从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以后，2021年中国的GDP已经接近日本的四倍。其次是因为中国可以与朝鲜、俄罗斯等国进行联合，在东亚、东北亚以及太平洋地域中发挥强力作用。再次，就是中华民族具有不可动摇的国家统一意志，势必让中国在维护台海局势上掌握并且启动更加具有实力性的主动权。

在中国看来，日本这样给中国定位，是对中国“误读”的一种结果。在日本看来，自身这样给中国定位，是对中国“研读”的一种结果。应该看到的是，中国不会因为日本的“误读”而改变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日本也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研读”后给中国的重新定位，重新与中国建立信任。

问题在于，日本给中国这种“重新定位”，违反了50多年来维护与促进中日关系发展的四个“政治文件”。这四个“政治文件”原被称为中日关系的“压舱石”。2008年，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日本的时候，与时任日本首相福田康夫签署的《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里面明确表述：“双方确认，两国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

现在，日本岸田文雄政府有意在国家安保三文件中，将中国定位为所谓“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这对中日关系的发展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对四个“政治文件”来讲也是一种逆行倒施；对日本政府来说，则是一种外交诚信的丧失。显然，这意味着日本对华政策将发生重大变化。

日本岸田文雄政府之所以执意要这样做，除了与风高浪急的国际局势有关，与不断强化的日美军事同盟的需求有关，更与自身追求长期执政、为政权“续命”有关。

现在，日本政府面临去年7月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身亡带出来的新兴宗教组织——旧统一教会与日本自民党的“污染关系”，政府阁僚中与旧统一教会中有关系的人员层出不穷，导致内阁成员走马灯般地更换，直接冲击了岸田文雄的统治基盘。而持续走低的支持率以及物价飞涨、疫情防控不力等也让岸田政府与民意渐离渐远。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岸田政府来说，外交已经不仅仅是内政的一种延续，更是转移民众视线的一种手段。通过给中国重新定位，渲染“中国威胁论”，在民众中制造焦虑感和危机感，来挽救自身政权的颓势，这应该是岸田政权的目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