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一五”,众所周知,是指1945年8月15日。一晃已77年了。当年的“八一五”是日本侵华战争终结、投降,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日子。当年我才七岁,随母亲住在中国黑龙江省东宁县。
77年前的“八一五”前后,我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日子。“八一五”前,我随父母生活在黑龙江省东宁镇,还有妹妹弟弟,全家五口人。我1985年回东京寻亲时,姑母(父亲的妹妹)告诉我,父亲原在熊本县实业课工作,是公务员。在熊本农业高校毕业后分配到南关町第四小学当教员。不是以开拓团成员身份去的中国。为什么去中国,我也搞不明白。
后来,因父亲是学农的,在当地为农民办起农业训练所。到“八一五”前,日本侵华战争大量征兵时,应征入伍成了日本兵,那年父亲34岁。
终战前几天,母亲听说苏联红军要进攻东宁,她委托训练所的两辆四轮马车(一辆拉行李和食物,一辆拉母子四人),从东宁开始向牡丹江方面逃难。逃难途中,日本兵的汽车赶上来,让我们娘四个上车继续逃难。
逃难途中,苏联飞机追上来扫射,有一位日本兵的汽车司机中弹失去意识,但车还在往前开,开到拐弯处掉到路旁山沟里,司机和车都看不见了。
我们坐的车跑了几天几夜,到牡丹江市南面的东京城镇时,追上来的日本兵也不开枪了,后来听说日本投降了。
“八一五”后父亲被俘,母亲领着三个孩子被赶到东京城镇附近的难民收容所。
当母亲领我们三个孩子从东京城镇街的一间空房里出来,走在街上看见一辆苏联兵的拖车载着十多名日本兵时,母亲一眼就认出了父亲,大声喊“爸爸!爸爸!你哪儿也别去,领我们回日本吧!”
可父亲说,已然成了俘虏,不自由了。此后,听说被押送到西伯利亚,在归日途中死去。
母亲带着我们,被苏联兵赶到附近土城子村难民收容所。收容所里有一百多人,都是妇女带着孩子。过上了集体吃大锅粥(土豆、面瓜、高粱米等做成的),艰难挣扎的日子。
一天,妈妈去村外的水沟洗衣服时,遇上一个苏联哨兵,被抢去了藏在腰带中的日元。后来缺粮多病,去哪儿找食物,到哪儿请医生,妈妈茫然了。
十月入冬后,每天看到不少人哭着往外抬尸体。一个寒冷的早晨,当我醒来时,看到妈妈和弟弟还睡在身边,我就大声呼喊“妈妈”“妈妈”,可怎么喊,妈妈也不醒。
后来附近的大人过来看,才知道妈妈与弟弟在同一个夜晚死去。我与妹妹哭个不停。接着,周围的大人们把妈妈、弟弟抬到村外的地里,挖了土坑埋了。当时去哪儿找木板、棺材啊,只好在土坑中铺了些高粱杆,把妈妈和弟弟埋葬了。余下我们好多人还在挣扎着。后来,我与妹妹有幸被中国养父母拯救了。
1945年的“八一五”,已过去77年。
被中国养父母拯救后,1946年,8岁的我被送入当地小学、中学,后来考入中专,毕业后留校工作。
1963年在养父母的要求下,回到养父母救下我的东京城镇他们的老家照顾二老。
1979年和1980年,相继送走两位老人,完成养老送终的义务。
1985年随第八批孤儿寻亲团到东京寻亲,受到两位姑母和三位姨母的认领后,三姨把我领回我的祖籍熊本县和水町,到父母墓地参拜。
1987年,我带领全家七人一起回归日本原籍。每年的“八一五”前后和清明节及春节前,必到故居内供奉的佛坛参拜,接着必到村里的共同墓地上坟、献花、上香、参拜,寄托双亲在天之灵安息,我们孤儿永不忘亲生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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