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微观：日本处理中日关系的双重价值标准

最近几周来中国各地连续发生反日游行。对其中发生的一些过激行为，不能不令人感到震惊和遗憾。但是，究其原因，又不能不令人对中日关系的变化产生莫大的危机感。

它是一种累积性的爆发。从2003年以来，中日关系中的问题层出不穷，可谓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齐齐哈尔毒气弹事件，珠海日本人买春，西安大学事件，小泉首相第四次参拜靖国神社，中国“保钓”人士登钓鱼岛遭日方扣押，小泉不服福冈地方法院判决，日本右翼政治团体宣传车冲撞中国驻日本大阪总领事馆大门，中日围绕东海油气开发的摩擦，亚洲杯中日足球赛中发生少数球迷闹事被日本媒体大肆炒作，日方指责中国的潜水艇进入日本海域，日本新《防卫计划大纲》首次把“中国威胁论”写入了政府正式安全政策文件，日本游说欧盟不要解除对华军售禁令，日本政府决定“不久将停止对华日元贷款”，日本政府为李登辉赴日活动发放签证，日本政府在今年中国农历初一宣布将日本右翼势力设立的钓鱼岛灯塔收归国有并予以“保护”，美日“2+2会谈”宣称“台湾海峡的安全问题”将成为两国的“共同战略目标”，日本文部科学省通过右翼经过修改变本加厉地歪曲历史的教科书等等。

俗话说“事不过三”。而在上述事件中，日本政府对中国采取了一系列强硬政策，大大超过了“事不过三”，使中国国内民众对日本政府的不满情绪越积越重，终于不可遏制地爆发出来。迄今中国民众并没有动不动就上街游行，这次实在是按捺不住，是一种“厚积薄发”，其规模之大确实令人震惊。这个情况也令人怀疑日本少数右翼不安好心，误判中国政局，以为通过一次又一次地刺激中国人民，可能达到破坏中国国内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进而达到牵制中国发展的邪恶目的。

它是一种结构性的爆发,现在人们常说中日关系是“政冷经热”,“政冷”的起因就是小泉首相坚持参拜靖国神社,而“政冷经热”必然是一种很不平衡的、很不稳定的关系，它意味着包括中日政治关系、经济关系等等在内的整个中日关系存在着一种深刻的结构性矛盾，不可能长期维持在这样一种状态。这种结构性矛盾的出路无非两条，一条路是向着“政热经热”发展，一条路是向着“政冷经冷”发展，而在后一种场合，难免经历某种形式的结构性震荡或结构性爆发，才会导致“经热”向“经冷”转化。

它是一种叠加性的爆发，就是在未能解决的历史问题之上，叠加了蕴含着实际利益冲突的现实问题，造成一种“火上浇油”、“新仇加旧恨”的结果。现在人们常说不应该提出反日就是爱国的口号，因为当今中日两国并不处在敌对状态。然而，在过去日本侵略中国的时期，无论是“反日”也好，“抵制日货”也好，都曾是实实在在的爱国表现，爱国口号。那么，为什么人们会把历史上的口号带到现实中来呢？其基本原因就在于中日间的战争历史问题至今没有解决，或者说至今未能达到历史的和解。

它是一种互动性的爆发。与日本政府对中国采取一系列强硬政策相比，中国政府一直坚持一种稳健的、重视合作的对日政策。但是，这种一方强硬、另一方稳健的外交状态也必然是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一方的强硬必然激发另一方也趋向强硬。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对华强硬政策正是“政府的民族主义”升温的表现，它首先刺激了中国民间的民族主义的升温，形成了日本的“政府的民族主义”与中国的“民间的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这可能蕴含着一种危险：成为中日作为两个国家走向全面对抗的序幕。

它是一种蔓延性的爆发。以小泉首相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为象征的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倒退，不仅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而且也激起了韩国、朝鲜人民乃至东南亚华人、全世界华人的强烈反对。现在日本有识之士正在严厉批评小泉的周边外交“走进了死胡同”。可以预见，中日间的这种对立固然会给两国造成“斗则俱伤”的后果，但是对日本方面的伤害很可能比中国大得多。

2004年年底，笔者曾写道，正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2005年既是中日关系的“敏感之年”，也是两国关系的“不进则退之年”。中日关系的倒退已经开始，两国老一辈友好人士曾经为之呕心沥血、甚至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的中日友好局面已经被破坏得“遍体鳞伤”。俗话说“解铃还需系铃人”，试问小泉首相，你还要让中日关系倒退到什么地步？你还要把前辈努力创造的中日友好成果破坏到什么地步？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