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人口红利从此无缘的日本开始另辟蹊径

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已经出炉，把世界范围内生育率下降这一话题冲上热搜。尽管中国的人口跟10年前相比，依旧保持增长趋势，但低至1.3的总和生育率，凸显了人口问题的严峻。同样严峻的还有邻国日本与韩国。2021年韩国的总和生育率为1.1，在198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倒数第一，连续两年垫底。日本也从1.42降至1.36，日媒分析认为，这种急速的降低，是因为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

事实上，早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日本就陷入了少子化的危机状况。据日本《每日新闻》报道，2019年的新生人口比2018年少了5万3161人，同期下降5.8%，为86万5239人，这一下降幅度，比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推算的结果提早了4年。

这种下降会带来什么重大影响？《产经新闻》客座论说委员、人口减少对策综合研究所理事长河合雅司在接受采访时分析认为，首先，地方创生将成为一纸空谈。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的推算结果显示，2045年日本的新生人口预计降至59万1000人，2065年预计降至41万6000人，47个都道府县一均分，平均每县一年的新生人口还不到9000人，而且主要集中在东京都、埼玉县、大阪府这样的大都市，偏远的鸟取县、岛根县、香川县等地，新生人口一年可能不足5000人，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地方创生”、“活跃地方经济”都将落空。

其次，各业界的劳动力不足比预期来得更为严峻，最终导致国内市场持续萎缩。20岁到64岁的人，在日本被称为“勤劳世代”，也就是用工作换薪水的年龄段，同时也是消费的主力军。2019年的勤劳世代为6925万2000人，2040年将在此基础上减少1414万人，劳动力减少，购买率降低，市场萎缩必至。

最后，社会保障制度持续面临挑战。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就建立起了惠及全民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伴随着不断地完善，20世纪中期更成为闻名全球的“福利国家”，但少子化问题的持续加剧，导致缴纳社保的劳动力不断减少，领取国民年金和厚生年金等的老龄人口不断增多，国家在医疗与护理等开支上越来越大，日渐捉襟见肘。

为重视人口发展，日本也在持续做出努力，同时又不敢用力过猛。一般社团法人平和政策研究所的政府报告书显示，由于二战前，日本政府曾经出台过大量鼓励多生多孕的政策，让女性沦为生育机器，用身体承担提高日本生育率的“公共责任”，对从前这种政策的批评与反感，如今也依旧深植日本社会。所以，战后的日本政府在人口政策上不敢过于干涉家庭。

犹记2018年6月，当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公开指责“不生孩子是自私的决定”时，时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在国会辩论中坚绝地表示，“我自己的家庭也没有孩子。生不生孩子要交给本人来选择，也应该交给他们本人来选择，但是我们要为想生孩子的人创造出良好的社会环境。”

日本具体表现为改善育儿环境实施的保育所政策，让所有儿童都可以进保育所；雇佣稳定政策，不让女性因为生育付出巨大的机遇成本；教育无偿化政策，包括从2019年开始幼儿教育、保育的无偿化，从2020年4月开始一定收入下的家庭的大学学费无偿化；地方政府提供结婚奖励对策与婚后购房优待政策；不孕不育治疗助成政策，将不孕不育治疗纳入健康保险适用范围，以提高接受治疗的人数，以及每个人接受治疗的次数。

在解决人口问题上，日本政府一直极度小心地把握着分寸。尽管着急生育率，但没有通过各种政府诱导女性回归家庭，而是提高女性的就业比例，提高女性社会收入，扩大性别平等。

日本曾经的经济高速成长期，有很大部分得益于人口红利的。但对于步步逼近的从人口红利到人口负荷的问题，日本也并非全无信心，一味悲观。一桥大学名誉教授、日本经济论专家野口悠纪雄分析认为，2060年日本人口将比2020年减少22%，降至1亿以下，然而劳动人口再多，如果就学率就业率跟不上，也难以实现经济增长，反过来，技术革新的不断推进，有希望让日本稳坐高收入国家的宝座。

日本经济产业省在2014年发布的《人口负荷期如何促进经济发展》的政府报告也显示，人口负荷期日本的经济发展将出现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工作环境的改善，具体表现为：男女就业机会增多，脑力工作比例增多，工作时间减少，带薪休假消化率提升，保育领域和介护领域人员充沛等。

作为“课题先进国”的日本也意识到，为提高生育率所付出的万般努力，终归是不及现代年轻人不婚不育的大势所趋，那么放弃人口红利的幻想，在与之相反的人口负荷的时代创造一个优化的社会环境，也不失为一种办法。或许，这便是整个亚洲国家的未来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