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当“静默”正成为改善中日关系的策略

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日前接受凤凰卫视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中日关系虽然还存在问题，但双边关系已有改善。毕竟，中日存在战略互惠关系。菅义伟还透露，今年9月安倍首相和习近平主席的会谈气氛非常融洽。他希望加强首脑之间的会谈，增进民间交流。

近日中日关系从表象看，确实还存在悬而未决的棘手问题。例如，据NHK报道，为了应对进入钓鱼岛海域的中国渔船，日本计划从今年11月到2018年部署9艘巡逻船，并增加用于监控的人力和设备。另外，外务大臣岸田文雄14日证实，日本尚未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缴纳约44亿日元（约合2.85亿元人民币）的本年度会费。日本媒体分析称，这种“异常”举动意在牵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避免其在今年“慰安妇”史料申报世界记忆遗产时再次作出不利于日本的决定，同时这也是日本对去年教科文组织将《南京大屠杀档案》列入世界记忆遗产的报复措施。

但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对改善中日关系明显不利的消息，中方主流媒体仅引述外媒进行报道，未作评论，更没有展开“口诛笔伐”。凤凰卫视记者对菅义伟的专访，大陆主流媒体也没有报道。和以往相比，有关中日关系的新闻似乎已“淡出”国际时政节目。事实上，就目前中日关系而言，没有新闻本身就是“新闻”。适当“静默”正成为改善中日关系的策略。

为何要适当“静默”？众所周知，不仅中国高扬的民族主义对中日关系有负面影响，而且中日关系从来不是单纯的双边关系问题，美国的影响几乎无时不在。可以认为，战后中日关系实际上就是中美关系的“投影”。以下“四问”的答案，就是我的理由。

一问：若没有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日两国能否在当年9月实现邦交正常化？若没有1979年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日关系能否确立“和平友好、平等互利、长期稳定、相互信赖”四原则，能否共度“蜜月”？

二问：为什么2006年9月，安倍首相第一次执政时能进行“破冰之旅”，首先访问中国，使中日关系迅速缓解；2012年12月再次执政后，人民日报在当月17日发表署名“钟声”（谐音“中国的声音”缩写）的评论员文章，提出希望日本新政权能够在靖国参拜、钓鱼岛、修改和平宪法三个“中国重大关切问题”上与中国相向而行，而安倍首相却“处处和中国对着干”？这是否和美国2009年提出重返亚太、2011年推行再平衡战略有关？

三问：1979年12月18日至22日举行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路线。当时，邓小平在会上激动地表示，“美国支持中国改革开放”。若当时美国百般阻挠，中国改革开放能否取得如此成就，创造经济发展“奇迹”？

四问：2014年11月28日和29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共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外交方针。为何提出这一方针？中国官方的解释是“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获得世界各国的理解和支持”。“世界各国”是否主要指美国？中国为何要和美国建立“彼此尊重，不冲突、不对抗”的“新型大国关系”？但是，美国放弃遏制中国的战略了吗？

面对中美两国明争暗斗，日本安倍政权应采取怎样的外交路线？安倍首相的外交智囊谷内正太郎道出了“苦衷”：“对于21世纪的日本外交来说，如何与中国相处是最大课题。这个课题对于安倍政权而言，尤其困难，尤其沉重。”因此，日本方面也需要适当“静默”。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日本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