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潘仁美四十军棍逼反了穆桂英之父
——杖政史谈之五十三

在流传极广的宋代杨家将故事中，潘仁美几乎已经成为一个符号。只要他一出场，后面大抵就没有什么好事。

杨七郎被射死，杨继业碰死李陵碑，杨家父子受尽陷害，许多戏曲、小说和评书都把这些血债算到了潘仁美头上。甚至连后来横空出世的穆桂英，在一些地方戏曲中，也被安排了一段与潘仁美有关的“家仇”。而这段家仇，居然也是从一顿板子开始的。

不过，首先必须把史料说准确。今天网上有时会把这个故事说成“潘仁美杖责穆桂英”，但我查到的现存戏曲文本并不是这样。贵州地方阳戏《围佘》中，穆桂英出场自报家门时，说得十分清楚：“吾乃穆氏桂英，号为金花，奴父穆天王，当初宋朝驾前为臣，为解粮官之职，我父解粮一马来迟，潘仁美将他责打四十军棍，我父见此情形，来在穆柯寨前，自立为王……”

真正挨打的，是穆桂英的父亲穆天王。而且原因非常具有传统“杖政”的特点：解粮来迟。

穆天王原本也是朝廷之臣，担任解粮官。军粮没有按期送到，哪怕只是“一马来迟”，到了统帅帐前，也可以立即动用军法，推出去责打四十军棍。

在这里，杖已经不仅是一件司法刑具，而是标准的军政管理工具。粮草迟到，不需要开什么军事法庭，更不存在今天意义上的行政处分。主帅拥有极大的临阵处置权。一声令下，按倒在地，四十军棍打完，纪律也就执行完了。

可是戏曲偏偏没有让这四十军棍就此结束。穆桂英接着说，她父亲受此责打以后，索性离开朝廷，“来在穆柯寨前，自立为王，上山为王，下山为寇”。

这便很值得玩味了。潘仁美打的是四十军棍，打掉的却是穆天王对朝廷的最后一点归属感。从“杖政史”的角度看，这正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民间政治寓言。

国家为什么打人？因为国家要维持秩序。军队为什么打人？因为军令如山。可是当执行军令的权力掌握在一个被民间认定为“奸臣”的人物手里时，同样一顿军棍，在戏曲叙事中便完全改变了性质。它不再是维护秩序，而变成滥用权力；不再是整肃军纪，而变成逼迫忠良。于是出现了一个十分有意思的逻辑：国家用杖迫使臣民服从国家，结果却可能一杖一杖把臣民打到国家的对立面。穆天王就是这样被“打”上穆柯寨的。

更有意思的是，这段故事还给后来穆桂英的人物性格提供了一种民间解释。我们今天熟悉的穆桂英，并不是《宋史》中的历史人物。杨家将故事经过长期演化，到明代小说和后来戏曲中，才逐渐形成杨宗保、穆桂英等著名形象。现存明代《杨家府世代忠勇演义志传》中已经出现穆桂英，她和杨宗保都是在真实杨家将历史基础上增生出来的文学人物。相关研究也明确指出，历史上确有杨业、杨延昭、杨文广，而穆桂英属于后来小说戏曲塑造的人物。

所以，我们当然不能拿《围佘》这一段去证明“宋代确有穆天王被潘美杖责四十”。这不是宋代史实。甚至“潘仁美”本身，也是文学舞台上的人物。

历史上的潘美，确实参加了雍熙北伐，也确实与杨业之死有关，但《宋史》中的潘美与后来戏曲中那个无恶不作的“潘仁美”“潘洪”，显然不能简单画等号。后来的杨家将文学把潘美逐渐加工成陷害忠良的典型奸臣，最终形成了一整套“潘杨忠奸对立”的民间叙事。也正因为如此，这四十军棍才特别值得收入“杖政史”。

因为它记录的不是宋代刑制，却记录了中国民间社会对于“杖”的一种极为稳定的政治想象。在杨家将戏曲里，潘仁美特别喜欢用杖。京剧《百箭会》中，佘太君控诉潘仁美害杨家，说到杨继业出征失利以后，潘仁美原本要将其斩首，经诸将求情，才“死罪赦过，活罪难免，重打四十军棍”。

《夜审潘洪》中，又有杨六郎被潘洪“责打四十军棍”的情节；等到寇准审潘洪时，舞台上的报应来了，潘洪自己也被责打四十板，唱出“上堂来责打我四十板，打得我两腿鲜血淋”。

于是，在杨家将的民间世界里，“四十”几乎成了一个反复出现的身体政治数字。打杨继业四十。打杨六郎四十。打穆天王也是四十。而到了穆桂英自己掌握帅印以后，她又会因为杨宗保违反军令，反过来责打丈夫四十军棍。后来《破洪州》一类戏曲中，穆桂英挂帅，杨宗保不听调遣，她便以主帅身份责打宗保四十军棍，以肃军纪。

这就出现了一种非常有意思的循环：穆桂英的父亲因为四十军棍离开朝廷；穆桂英后来却拿起同样的四十军棍维持军纪。杖没有变。变的是谁掌握杖。

在潘仁美手中，它是奸臣害忠良的工具；在穆桂英手中，它又成为大公无私、军令如山的象征。这大概就是中国传统“杖政”最值得研究的地方。

老百姓真正痛恨的，从来不只是那根棍子。他们甚至承认国家需要打人，军队需要军法，家庭需要惩戒。杨家将戏曲的观众完全可以接受穆桂英把自己的丈夫按倒打四十军棍，却不能接受潘仁美因为解粮稍迟，把穆天王打四十军棍。

同样是四十棍，为什么一个让人拍手称快，一个却把人逼上梁山？区别就在两个字：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