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酷吏把两根杖一起打叫作“合欢”
——杖政史谈之四十七

五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出了名的乱世。朝代更迭如走马灯，武人跋扈，藩镇林立，今天还是节度使，明天可能就做皇帝；今天还在殿上称臣，明天也可能兵戎相见。在这种政治秩序极不稳定的时代，法律虽然没有完全消失，但权力人物以个人意志突破法律边界的现象却屡见不鲜。后汉时期的刘铢，就是其中一个颇有代表性的人物。

《旧五代史·刘铢传》说他“立法深峻，令行禁止”，听起来似乎还颇有几分雷厉风行的能吏气象，然而紧接着便写道：“吏民有过，不问轻重，未尝贷免。”也就是说，只要官吏百姓稍有过失，他往往不分情节轻重，一律严加惩治。

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还发明了两种颇有“个人特色”的打人办法。一种叫“随年杖”。《旧五代史》说：“或杖人如其岁数，谓之‘随年杖’。”《新五代史》的记载更加直白：“民有过者，问其年几何，对曰若干，即随其数杖之，谓之‘随年杖’。”

一个人犯了错，本来应该看犯了什么错，依据律令决定该不该打、打多少。可是到了刘铢这里，事情忽然变得异常简单：先问你多大岁数。二十岁，打二十杖；四十岁，打四十杖；六十岁，便可能打六十杖。年龄本来只是一个人的生命长度，在这里却被直接换算成了受刑数量。

这当然已经不是正常意义上的法律裁量，而是一种典型的权力任性。刑罚本来应该与行为的危害程度形成某种比例关系，而“随年杖”却把这种关系彻底打乱。犯错轻重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你究竟活了多少年。甚至可以说，在这种制度下面，活得越久，挨得越多。这本身便带有一种荒诞意味。

但是，刘铢还有另一项更加出名的“发明”，叫作“合欢杖”。《旧五代史》记载：“每杖人，遣双杖对下，谓之‘合欢杖’。”《新五代史》则说得更加简洁：“每杖一人，必两杖俱下，谓之‘合欢杖’。”

所谓“合欢杖”，说穿了其实并不复杂，就是别人打一杖，他这里要两根杖同时落下。同样一个“杖”字，肉体所承受的打击自然完全不同。

真正耐人寻味的，反而不是这种刑罚有多疼，而是它为什么偏偏叫“合欢”。

“合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原本是一个相当温暖的词。有合欢树，有合欢花，也有夫妻合欢、亲友合欢。这个词通常与团聚、欢乐、亲密联系在一起。可是，到了刘铢这里，两根刑杖同时落在人身上，因为是“双杖俱下”，成双成对，于是竟然也被称作“合欢”。这就多少带有一点残酷的文字游戏意味了。

两根板子一起落下，受刑人疼得死去活来；站在施刑者一边，却可以轻描淡写地给它起一个喜庆的名字。这实际上暴露出古代刑罚文化中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现象：“刑罚不仅有技术，也有语言。”

怎样捆绑，怎样抽打，打什么部位，打多少下，这是刑罚的身体技术；而给这种刑罚起什么名字，则属于刑罚的语言技术。一旦权力掌握了这两种技术，它对受刑者身体的支配便不只是“让你疼”，甚至还包括“怎样解释你的疼”。

明明是在受刑，权力却偏偏把它叫作“合欢”。这种命名本身，便带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戏谑意味。

在传统社会中，许多酷刑或者特殊行刑方式都有相当形象甚至颇为轻佻的俗称。有些名称听起来滑稽，有些听起来吉利，有些甚至带着市井娱乐色彩。站在后世人的角度看，这些名称往往令人感到不适，原因就在于它们把真实的身体痛苦转化成了施刑者的语言游戏。

受刑人是疼痛的承担者，而命名者却往往站在疼痛之外。刘铢的“合欢杖”正是如此。

如果仅仅把它理解成一种“加倍打人”的办法，其实还没有完全看出这条史料的价值。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地方军政长官拥有很大的实际权力以后，杖责已经很容易从国家规定的刑罚，滑向长官个人意志支配下的身体惩罚。

《旧五代史》说刘铢“吏民有过，不问轻重”，这句话尤其重要。“不问轻重”，意味着原本应该存在的犯罪等级、责任大小乃至裁量边界，都可能被个人意志压平。

于是，“杖”就不再只是法律规定中的一个刑种，而成为权力人物随时可以调用的治理工具。官吏办事不合意，可以打；百姓稍有过失，可以打；身边亲随忤逆意旨，也可以打。

史书记载刘铢对左右尤其严酷，有人稍稍触怒他，甚至被“倒曳而出”，拖行数百步，以至于“肤体无完”。由此也可以看出，他所使用的暴力已经远远超过一种规范化司法处罚，而具有相当强烈的私人惩戒色彩。这正是五代政治值得注意的一个侧面。

法律写的是“杖”，现实中却可能长出千百种不同形态。刘铢的“合欢杖”，恰恰就是这种现象的一个极端例子。它甚至可以被看作一种非常典型的“权力创意”。

当然，这里的“创意”不是值得赞美的创新，而是一种令人发冷的暴力想象力。一根杖觉得不够，就两根同时打；按照罪行定数量觉得不够有意思，就按照年龄来计算。当一个掌握公共权力的人开始把刑罚当作可以任意设计的个人技术时，法律与酷刑之间的距离，其实已经非常近了。

后来，刘铢本人也没有得到什么好结局。后汉隐帝乾祐三年（950年），郭威起兵进入开封，刘铢被杀。史书留下他的名字，很大程度上也正因为他的残酷。

一个人做过多少官，掌过多少兵，治理过多少地方，时间久了都可能只剩下几行文字；可是“随年杖”和“合欢杖”这两个名字，却跟着刘铢一起留了下来。这大概也是历史的一种讽刺。

他当年或许觉得，“合欢杖”这个名字颇有机锋，甚至多少带点得意。千年以后再看，却只剩下一股冷意。

因为所谓“合欢”，并没有欢乐。有的只是两根杖同时落下时，一个人的身体替权力承担的疼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