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寂寞”里安放亲情与生死
——读景贤散文《寂寞的事》

近日，阅读了多年文友景贤的一篇旧作《寂寞的事》，这是一篇发表在2025年第4期《湖南文学》上的散文。今年5月，这篇文章获得了第五届日本华文文学散文大奖。这篇散文写的是一场死亡，却没有把笔墨停留在死亡本身；写的是婆媳之情，却又远远超出了通常意义上的婆媳叙事。它真正触碰到的，是一个人在异国生活多年以后，如何被另一个家庭接纳，又如何在亲人的离去中重新认识“家”、认识爱，并由此理解生与死。

文章最动人的地方，首先在于它找到了一个极轻、极淡，却能够承受全篇重量的词：寂寞。

“你要走了，真是件寂寞的事啊。”这是婆母与子妈妈临别时说的话。

而当婆母真正离去，作者又把这句话送还给她：“妈妈，你走了，这真是件寂寞的事啊。”

一去一回，构成了全文最重要的情感回环。

这里没有“生离死别”、“肝肠寸断”之类沉重的大词。一个九十岁的老人面对儿媳暂时离开，只说“寂寞”；一个儿媳面对婆母永久离世，也仍旧说“寂寞”。正因为轻，反而更重。“寂寞”在这里已经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孤独，而成为亲人之间无法挽留、无法替代的一种缺席感。

真正的悲伤，很多时候恰恰不是号啕，而是从此少了一个人。少了一个会笑盈盈说话的人，少了一个会做家常料理的人，少了一个教你穿和服的人，少了一个会把自己的内裤毫不见外地递给你的老人。生活的秩序仍然继续，房间还在，饭菜还会做，逢年过节也仍会到来，可那个原来理所当然存在的人不在了。

所以，“寂寞”二字实际上是全篇最准确的文学发现。

一、这是中日婆媳“成为一家人”的散文

中国文学中的婆媳关系，长期以来带有十分沉重的伦理传统。从家庭小说到民间故事，“婆媳”往往意味着秩序、冲突、权力乃至忍耐。

《寂寞的事》却完全没有沿着这一传统路径展开。景贤笔下的与子妈妈，不首先是“婆婆”，而是一个具体的人：年轻时漂亮，做过“青森小姐”；性格豪爽，做菜倒酱油从不拿勺子量；喜欢民谣，坚持学习四十年；丈夫早逝，一个人供三个儿子上大学；会帮助中国留学生；年老之后仍保持自尊，拒绝轻易使用尿不湿；甚至会把自己穿过、洗净的内裤毫无芥蒂地送给儿媳。

这些细节，使一个通常容易被伦理角色遮蔽的“婆婆”，重新成为了一个有体温、有性格、有生活史的人。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内裤”这个细节。从文学写作上说，这其实是一个有风险的细节。它太私人，甚至略带尴尬，很容易处理得庸俗。然而作者没有回避，反而两次书写。

第一次，年轻的儿媳“不禁哑然失笑，暗地里还有些不高兴”；第二次，在海边，八十多岁的婆母举着自己的内裤向远处的儿媳招手。

前一次是不理解，后一次是顿悟。于是，一件最私密、最日常、最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突然成为家族亲密程度的证明。所谓真正的一家人，恰恰意味着某些边界消失了。

这种消失不是礼仪上的，而是心理上的。一个日本老人敢于把贴身之物递给一个中国儿媳，是因为在她的意识深处，这个儿媳已经不是“别人家的女儿”，而就是自己的女儿。

文学常常有这样一种力量：越是宏大的感情，越需要由细小的物证来证明。《寂寞的事》中真正证明婆媳情深的，不是“亲如母女”四个字，而恰恰是和服、炸牡蛎、酱油瓶、温水、内裤、牵手、按摩这些微不足道的东西。

作者懂得这一点。

二、最有力量的是那些没有刻意煽情的细节

    这篇散文涉及癌症、死亡、守灵、火葬之前的告别，本来极容易陷入煽情。

但景贤写得最好的地方，恰恰常常出现在她并未刻意“写悲”的时候。

譬如她写守灵：左边是婆母的灵堂，右边是丈夫和孩子们休息的榻榻米房间。

作者突然意识到：“那个画面，简直就是天堂和人间共存，是生死交界。”这是全文非常重要的一幅画面。它甚至可以成为整篇散文的精神构图。

一墙之隔，一边是死者，一边是活人；一边鲜花簇拥，一边被褥铺陈；一边是香火，一边是睡眠。死亡并没有发生在遥远的哲学世界，而就在一家人的生活旁边。

这正是东亚传统丧葬文化极深刻的一面：死人并不是立刻被排除出家庭生活，而是在最后一夜仍然与家人共同存在。

而当丈夫穿上亡父留下来的礼服，坐到亡母灵前，文章又出现了第二幅十分动人的画面。

那件礼服把三代人的时间叠合起来了。父亲已经去世多年，他穿过的衣服还在；儿子今天穿着父亲的衣服，送别自己的母亲；而他的儿子也坐在那里。衣服比人的生命更长。正因如此，它成为时间的容器。

这类写法最接近真正的散文艺术：作者没有直接告诉读者“人生无常”、“家族传承”，而是让一件旧礼服自己说话。

三、本文最深的一层其实是“异乡人的归属”

如果只把《寂寞的事》理解为悼念婆母，仍然低估了它。

作者是一位生活在日本的中国女性。她嫁入日本家庭二十余年。对于一个跨文化婚姻中的女性来说，“成为一家人”并不是一句简单的话。

语言不同，饮食不同，家庭习惯不同，礼仪不同，甚至对“婆婆”“媳妇”的文化想象也不同。

所以文章中反复出现一些极富意味的文化意象：日式料理、和服、福冈、净土宗、木鱼、法名、正法寺、榻榻米、守灵。

这些东西并没有被作者作为“日本风情”来展示。它们已经成为她自己的家庭记忆。

这很重要。

一个异乡人真正融入另一个文化，并不一定表现为能够背诵多少历史、熟悉多少礼仪，而是有一天，她会因为一段木鱼声而流泪，会把婆家的祖寺看作自己的精神空间，会在一个日本老太太身上真切地感受到母爱。

这意味着，文化归属最终并不是抽象的国家概念，而是由一个个人完成的。一个人与一个人之间的善意，有时比宏大的文化论述更能完成文明之间的沟通。

与子妈妈接受了这个“中国闺女”，景贤也因此真正进入了一个日本家庭。

所以这篇散文虽然完全没有谈“中日交流”，实际上却写出了一种比口号更加可信的中日民间情感史。

不是会议，不是访问，不是友好口号，而是一个日本婆婆给中国媳妇做炸牡蛎，一个中国媳妇在婆母生命最后阶段替她清洗身体。

人与人之间最后是这样走近的。

四、作者写出了一个很有尊严的日本女性

《寂寞的事》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价值，就是它留下了一个普通日本女性的生命小传。

与子妈妈经历了战争。她小时候躲过东京大轰炸，见过枪弹扫射；后来嫁到福冈乡下，挑井水，养育三个儿子；丈夫五十二岁去世，她从悲伤中站起来工作二十五年，把孩子们一个个供到大学毕业；退休以后继续生活、学习民谣，直到九十岁。

这里没有传奇英雄，也没有惊天动地的事件。然而真正构成一个社会的，恰恰是无数这样的普通女性。

作者用了一个很好的比喻，说婆母仿佛有“一张巨大的网”，能够把生活里的不幸、挫折、苦难收进去，再“捣碎、碾碎”，最后喝一杯绿茶或咖啡，一切化为乌有，只剩微笑。

这是本篇散文中十分成熟的一段人物刻画。因为它抓住了与子妈妈真正的精神性格：坚强而不粗砺，自尊却不冷硬。

她并不是没有受过苦，而是不让苦难成为自己伤害别人的理由。她经历战争、丧夫、贫困、独自养育孩子，最后却“从不对别人趾高气扬，也从不对人卑躬谄媚”。

这一句尤其好。它实际上写的是一种人格意义上的平衡。

所谓尊严，未必是声色俱厉地捍卫自己，而是既不把自己的苦难转嫁给别人，也不因为命运艰难而失去自身尺度。因此，婆母在文章中不仅是被怀念的人，同时还是一种人生方式。

五、死亡最终被写成了“爱的接力”

文章后半部分开始逐渐从私人悲痛进入生命意识。公公早逝，与子妈妈独自生活近半个世纪；如今与子妈妈也走了。作者于是想象，天堂里的公公是不是正在等待她。

从纯粹的文学技巧看，这类想象稍有不慎就容易落入俗套。但在这篇文章里，它之所以成立，是因为此前已经有足够坚实的现实生活作为支撑。

丈夫穿着父亲的礼服。母亲躺在灵堂。儿子坐在旁边。三代人的生命就在这一夜完成了一次交汇。于是作者写：“每个人的生命都来自于两个相吸引的灵魂，两个灵魂相爱相靠近，便产生了一段岁月，一段生活，一个家族。”

这实际上是全文最终抵达的地方：死亡不可避免，但家族并不因此断裂。

上一代人的生命进入下一代，上一代人的生活习惯、性格、记忆甚至一件衣服，都继续留存在后人的身体与生活里。因此，所谓“天堂的守护”，并不一定需要从宗教意义上理解。

它也可以理解为：一个死去的人，开始以内在记忆的方式继续活在生者身上。婆母的饭菜会留下来；她的和服会留下来；她说话的语气会留下来；她面对苦难的方式，也会留下来。

一个人的肉身停止了，而她影响别人的方式并没有停止。这便是散文最后真正的温暖所在。

六、本文的可贵在于它没有把死亡写得太“响”

景贤的语言整体上是温润的，甚至有些家常。

她很少刻意追求奇崛的句式，也没有把死亡处理成哲学宣言。文章最有效的部分始终来自日常经验：做饭、喝茶、穿衣、洗澡、坐公共汽车、点香、守夜。于是，死亡被重新放回生活。

这其实是一种很东方的生命态度。人生不是在某一天突然面对死亡，而是在每一顿饭、每一次告别、每一件旧衣服、每一句“下次再见”中，悄悄靠近它。

文章里有一句看似平常的话：“人生，有的时候，错过一步就是错过一生。”

放在两个孙女因为迟了一天没有见到奶奶最后一面的情境中，这句话有一种令人心惊的真实。

我们总以为还有下次。下次回家，下次见面，下次一起吃饭，下次再说那句谢谢。而死亡最残酷之处，就是突然取消“下次”。

因此，《寂寞的事》表面上是一篇悼亡散文，实际上也是写给生者的一封信。它提醒我们：亲情并不需要等到失去以后才证明其珍贵。许多所谓“来日方长”，不过是人生赐予我们的暂时错觉。

结语：真正的悼亡，是把一个人重新写活

好的悼亡文字，不应该只让读者知道一个人死了，而应该让读者在文章结束时觉得：我仿佛认识过她。《寂寞的事》做到了这一点。

读完文章，我们记住的不只是一个九十岁去世的日本老人，而是一个年轻时漂亮、会写好字、喜欢民谣、做菜豪爽、疼爱儿媳、丈夫早逝以后独自撑起家庭、老年仍努力保持生活尊严的女人。

甚至会记住她在海边举着一条内裤，远远向儿媳招手的样子。这一笔尤其珍贵。

因为真正活过的人，从来不是端坐在遗照里的人。她们会笑，会做饭，会犯糊涂，会有一些令人哭笑不得的举动，也会在分别时忽然流泪，说一句：“你要走了，真是件寂寞的事啊。”

而文学所能够抵抗死亡的方式，大概也正在这里。它不能让一个人回来，却能够保存她说过的一句话、做过的一顿饭、穿过的一件和服、给过别人的一点温暖。

如此，一个已经远去的人便不再只是墓碑上的名字。她重新有了笑容，有了体温，有了声音。她甚至仍然站在记忆深处，望着一家人。

所以，《寂寞的事》最后写的其实并不是寂寞。它写的是：因为曾经深深相爱，所以离别才会如此寂寞；也因为曾经深深相爱，死亡最终也无法把一个人真正带走。（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日本华侨报》总主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