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绰拦不住隋文帝的六月杖杀
——杖政史谈之三十四

隋文帝杨坚在中国杖政史上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物。他建立隋朝以后，重新整理刑律，把笞、杖、徒、流、死确立为五刑，对后来的唐律影响极大。从制度史上说，他确实是中国传统五刑制度走向成熟的重要人物。但到了统治后期，隋文帝的另一面也逐渐暴露出来：性情愈发急躁，用法越来越严，尤其一旦发怒，往往把正式法律扔在一边，直接用板子解决问题。

开皇十七年（597年），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八记载：“帝尝乘怒，欲以六月杖杀人，大理少卿河东赵绰固争曰：‘季夏之月，天地成长庶类，不可以此时诛杀。’帝报曰：‘六月虽曰生长，此时必有雷霆；我则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杀之。”

《隋书·刑法志》的记载大致相同，只是说得更加干脆：“帝尝发怒，六月棒杀人。”赵绰仍然出来力争，隋文帝最后还是“遂杀之”。

这里首先要注意一个字：杀。隋文帝要做的，并不是按照《开皇律》给某个犯人判几十杖或者一百杖，而是要“杖杀”——拿板子把人活活打死。因此，这虽然使用的是“杖”，性质却已经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法定杖刑，而是一种法外处死。

更耐人寻味的是赵绰反对的理由。他没有说这个人罪不至死，也没有说打多少板子太重，而是抓住了一个今天看起来似乎很奇怪的问题：现在是六月，不能杀人。

为什么六月不能杀人？因为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里，刑罚不仅要符合律条，还应当符合“天时”。春夏是万物生长的季节，秋冬则是草木凋零、肃杀降临的时候，所以中国很早便形成了“秋冬行刑”的观念。国家处决死囚，也要尽可能与自然界的“生”“杀”节律相配合。

赵绰说得很明白：“季夏之月，天地成长庶类。”盛夏六月，天地正在生养万物。这个时候，皇帝却因为自己一时发怒，命令把人用板子打死，在赵绰看来，不仅有违刑法慎杀的精神，甚至违背了天道运行的节奏。所以他说：“不可以此时诛杀。”

这句话其实很重。赵绰是大理少卿，相当于中央最高司法机关的重要官员。他站出来，并不是简单地替一个犯人求情，而是在告诉皇帝：使你是天子，什么时候杀人，也不是完全由你的喜怒决定的。

但隋文帝马上给他顶了回来。你说六月万物生长？不错。可是六月难道不打雷吗？“六月虽曰生长，此时必有雷霆。”既然老天爷可以在万物生长的盛夏突然雷霆震怒，那么皇帝为什么不能在六月杀人？于是他又说了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我则天而行，有何不可！”这五个字，把帝王政治的逻辑暴露得相当充分。

赵绰想用“天道”限制皇帝，隋文帝却反过来把“天道”据为己有。赵绰说天道主生，皇帝不能杀；杨坚却说雷霆也是天道，我就是模仿雷霆行事。同样一个“天”，到了君臣两个人嘴里，竟然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

但从杖政史的角度看，更值得注意的还不是这场关于天道的辩论，而是史书最后冷冷的三个字：“遂杀之。”

赵绰没有拦住。板子还是落了下去，人还是被打死了。

而且把这件事情放回开皇十七年（597年）的政治背景中看，意味就更加明显。《资治通鉴》在记载这件事之前，刚刚记下一道命令：隋文帝认为属官不怕长官，事情不好办，于是准许官员在“律轻情重”的情况下，“于律外斟酌决杖”。结果如何呢？司马光紧接着写道：“上下相驱，迭行捶楚，以残暴为干能，以守法为懦弱。”

这几句话几乎就是一幅隋代“杖政”图景。本来，《开皇律》已经规定了什么罪该笞，什么罪该杖，杖多少下，都有法律尺度。但是皇帝自己又打开了一道口子：法律规定得轻，可以在法律之外加杖。

于是，板子的权力扩大了。长官可以打属官，皇帝可以打臣下；从“律外决杖”，再走一步，就可能成为“杖杀”。

而赵绰恰恰是站在这种趋势对面的人。《资治通鉴》还记载，后来有两个人在市场上以恶钱兑换好钱，隋文帝又下令杀掉。赵绰再次站出来说：“此人所坐当杖，杀之非法。”

这一句话尤其重要。它说明赵绰并不反对杖刑，他反对的是把原本只应该受杖的罪犯任意杀掉。当隋文帝说“不关卿事”时，赵绰回答得更硬：“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欲妄杀人，岂得不关臣事！”

这才是理解“六月杖杀”真正的钥匙。隋文帝与赵绰之间争夺的，不仅是一个犯人的生死，也不仅是六月能不能杀人，而是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皇帝的盛怒，能不能越过法律？

赵绰终其一生都在试图回答：不能。可是那一天，他最终没有拦住隋文帝。

盛夏六月，万物正在生长。一边是大理少卿反复说着“天地成长庶类”，一边却是皇帝以“雷霆”为自己的盛怒辩护。

最后，雷霆还是落了下来。只不过，那道“雷霆”不是从天上来的。它是一根握在帝王权力手中的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