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钟鸣力作《赤壁怀古》成为国礼的背后

一幅中国书法，究竟能够走多远？

对从安徽黟县走出来的书法家汪钟鸣来说，答案早已不只是一方宣纸、一间书斋，也不只是一场个人展览。2019年，他创作的篆书作品《赤壁怀古》进入中吉文化交流场合，被作为国礼作品送往吉尔吉斯斯坦政府方面收藏。从皖南古村的一管毛笔，到成为跨越国境的文化礼物，这条道路，汪钟鸣走了六十多年。

那还是2019年，汪钟鸣随“一带一路”文化交流活动赴吉尔吉斯斯坦，参加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相关工商论坛，其篆书《赤壁怀古》被选作国礼，在中吉文化交流活动中赠予吉方，并获收藏。

这或许是观察汪钟鸣书法人生最有意味的一个坐标。国礼不是普通意义上的“送一幅字”。当一件艺术作品进入正式的国际文化交流场合，它所承担的已经不只是艺术家的个人表达。外国人看到的首先是汉字，是中国书写传统，是一笔一画背后的文化。因此，一件书法作品成为国礼，真正被带出国门的，其实是一种中国文化的视觉语言。

而汪钟鸣恰恰把大半生都花在了研究这种语言上。1953年，汪钟鸣出生于安徽黟县。有资料显示他是唐代诗人汪伦第四十五代后裔。黟县是徽文化腹地，祠堂、楹联、匾额、族谱与古民居共同构成了当地独特的汉字景观。对一个在那里长大的孩子来说，汉字从来不只是课本里的文字，它还高悬在门楣上，镌刻在祠堂里，书写在祖辈留下的纸页间。

汪钟鸣七八岁开始习字。我听他亲自讲述过一个童年的细节：父亲训练他的腕力，让他手掌握住鸡蛋，虎口放一只盛水的小酒杯，同时在笔杆上加挂铜钱。目的很简单——执笔要稳，运笔要有力量。小学三年级时，他的书法作业已经常常被老师画上红圈，并拿到班上展示。

少年时代的一支笔，就这样一直没有放下。六十多年间，他临习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赵孟頫以及钟繇等传统名家，逐渐形成以楷书为根基、兼及行、草、隶、篆的书写体系。他尤其强调书法首先必须建立在传统法度之上。所谓创新，并不是离开传统另起炉灶，而是在把古人的笔法、结构、章法真正吃透之后，让自己的性情自然进入笔墨。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汪钟鸣常把一句看似朴素的话挂在嘴边：字要让人看得懂，还要给人美的享受。

在今天一些书法创作越来越强调视觉冲击的时候，这句话多少显得有些“老派”。可是，汪钟鸣恰恰愿意守住这种老派。他看重笔画有没有来历，结构能不能站住，气息是不是正。书法在他看来并不是把字写得越怪越好，而是在继承传统之后，使汉字重新呈现秩序、力量和美感。

也正因此，他的书法后来进入了一个远比展厅更大的空间——电脑字库。

方正字库官方网站显示，“方正字迹——汪钟鸣行楷”由汪钟鸣书写设计，2021年正式发布，覆盖简体、繁体扩展字符。方正对这套字体的介绍是“坚持中国传统书风，字体端庄规范大气”。书法家的手写字由宣纸进入数字世界，意义并不简单：过去只有站在作品面前才能看到的个人书风，由此可以出现在出版物、招牌、屏幕和各种数字终端之中。一位传统书法家的字，因此获得了现代技术意义上的第二种生命。

汪钟鸣又把笔墨伸向了课堂。2019年，由他主编、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中小学生书法练习册》公开发行，课程覆盖小学三年级至初中阶段。有关报道显示，他不仅参与教材编写，还曾自费购买教材捐赠学校，并长期义务指导青少年学习书法。

这三个场景其实很有意思。在电脑里，他的字成为字体；在学校里，他的字成为教材；到了吉尔吉斯斯坦，他的字又成为国礼。同样是一管毛笔，走的是三条完全不同的路。

而让人看到汪钟鸣创作体量的，是2023年的北京个展。那一年正值汪钟鸣七十岁。“杖国紫禁”书法作品展在北京故宫普度寺举行。“杖国”出自《礼记·王制》“七十杖于国”，既点明年龄，也带着传统文化意味。展览一次展出作品500余件，其中长卷、册页170余件。楷、行、草、隶、篆同时铺开，一个书法家数十年的临池积累，由一张张纸、一轴轴长卷集中呈现在观众面前。

但真正值得注意的，不只是“五百件”这个数字。一位书法家能够写一幅好字，并不罕见；难的是几十年不停地写，把书写变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汪钟鸣作品，越来越多地离开私人书斋，进入博物馆、寺院、文化景区、学校与公共文化空间。他先后创作90米书法长卷《历代名人咏黄山》、108米书法长卷《道德经》、书法长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等多部鸿篇巨制，被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福建泉州清源山、安徽宏村等历史文化重镇永久收藏。2020年创作的《抗疫赋》后来被国家图书馆收藏。

2024年1月，汪钟鸣又带着作品来到东京。“杖国紫禁·扶桑共月——汪钟鸣、汪曦凝东京书法作品展”在东京中国文化中心举行，这是该中心2024年的第一场书法类展览。此次展出了百余件作品，真草隶篆行俱备，其中包括以多种书体创作的《千字文》等长卷。这一展览也是汪钟鸣海外巡展中的一站。东京中国文化中心主任罗玉泉则评价，希望借书法这一共同文化资源促进中日文化交流。

从比什凯克到东京，书法所扮演的角色也逐渐清楚起来。它当然是一门艺术，却又不止是一门艺术。

中国书法有一个其他许多艺术门类不具备的特点：它同时携带文字内容与视觉形象。外国观众也许不完全理解一篇中国古文，却能够先从墨色的浓淡、线条的起伏、结构的开合中感受到汉字之美；而当他们进一步理解苏轼、李白、《道德经》或者《千字文》的内容时，书法便又打开了进入中国历史与文学的一道门。

这正是《赤壁怀古》成为国礼最值得书写的地方。苏轼写“大江东去”，写的是千年前的赤壁；汪钟鸣先生用篆书重新书写它，作品又从中国来到中亚。古代文学、汉字书法和当代国际文化交流，在一幅作品上发生了交汇。一件国礼真正有价值的地方，不在“礼”有多昂贵，而在于它能不能让接受者一眼看到送礼者从哪里来、拥有怎样的文化。

笔还是那支笔，纸还是那张纸，空间却已经越来越大。汪钟鸣先生说过，书法之魂，最终要“服务社会，服务大众”。2024年东京展览时，他再次谈到，希望以书法作为纽带，与日本书法家和普通民众交流。

这也许正是理解这位安徽黟县书法家最好的角度。我曾经有幸多次到京城汪钟鸣家里拜访，看着那挂在墙上、摆在书案、甚至铺就在地上的幅幅作品，能够深切地感受汪钟鸣的书法人生并不只是从“写字”走向“成名”，而是从书斋走向社会，从个人创作走向公共文化，再从中国的宣纸走向国际交往的现场。

一管毛笔，可以很小，但它写出的中国文化，很博很深；一管毛笔，笔毫很短，但它走出的路，却可以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