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国时代的杖,不只是打老百姓的。它也会打到大臣身上,而且一旦进入宫廷政治,板子承担的就不只是惩罚功能,还会变成皇帝压制反对意见的一种手段。
《三国志·吴书·孙和传》里,就保存着这样一幕。孙权晚年,东吴围绕太子孙和与鲁王孙霸展开了一场极其激烈的储位之争,史称“二宫之争”。这场争斗牵连极广,不少重臣被卷入其中。到了最后,孙权决意废黜太子孙和,另立孙亮,一批大臣则坚持上书劝谏。
其中,无难督陈正、五营督陈象上书进谏,朱据、屈晃等人也极力反对。
孙权大怒。《三国志·吴书·孙和传》记载: “族诛正、象,据、晃牵入殿,杖一百。”只有十几个字,杀气却很重。陈正、陈象被族诛;朱据、屈晃则被拉进宫殿,各打一百杖。
从“杖政史”的角度来看,真正值得注意的,恰恰是其中那六个字:“牵入殿,杖一百。”
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司法审判。史书没有写把朱据、屈晃移交廷尉,也没有写依某条法律定罪,更没有经过通常意义上的审讯、判决程序。这里呈现出来的,是皇帝在重大政治争议中,因为臣下持续反对自己的决定,直接发动身体惩罚。
而且地点就在“殿”。这就非常值得玩味了。
中国古代的杖责,原本可以发生在县衙、州府、军营、监狱等许多地方。但一旦板子被拿进宫殿,打的对象又是朝廷重臣,那么它的意义就发生了变化。这已经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打犯人”,而是皇帝在政治现场上“打臣子”。
朱据当时身份很高。他是吴国的重要将领,也是孙权的女婿,后来官至骠骑将军。屈晃则任尚书仆射,也属于中央高级官员。这两个人绝不是可以随意处置的小吏。可一旦在储位问题上与皇帝意见相左,再高的官位也挡不住那一百杖。所以,这里的杖首先是一种“君臣关系中的权力表达”。
皇帝并不只是告诉臣下:“你的意见错了。”而是用一百杖告诉他们:你的身体,也在君权控制之下。这正是古代“杖政”最值得注意的地方之一。
政治权力如果只是通过诏书、官职、俸禄、升降来运作,它还停留在制度层面;一旦权力可以直接落到臣子的皮肉上,政治便具有了一种极其具体的身体性。谁敢继续说话,谁就可能挨打。而且是被“牵入殿”以后打。
“牵”这个字尤其传神。它意味着朱据、屈晃已经不是以高级官员的身份从容进入朝堂陈述意见,而是被作为受处罚者强行拖入宫殿。他们原本是参与国家决策的大臣,此刻却被迅速转换成了等待受刑的身体。身份的跌落,就发生在这一“牵”之间。
这与后世所谓“廷杖”,已经有某种结构上的相似。当然,严格来说,我们不能把孙权这一次“杖一百”直接称为明代意义上的“廷杖制度”。明代廷杖后来形成了一整套具有鲜明政治特点的宫廷处罚机制,有相对固定的执行场所、执行人员和政治程序。孙权时代显然还没有这样的制度化形态。
但是,如果我们考察中国古代“皇帝直接杖责臣下”的历史,那么《孙和传》这一条材料毫无疑问非常重要。它告诉我们,至少在三国时期,皇帝已经会在重大政治争议中,把杖作为直接压制臣下的一种手段。
从这个意义上说,后世的廷杖并不是突然从明代政治中凭空生长出来的。它背后其实有一个漫长的历史传统:臣下不仅可以被罢官、流放、下狱,也可以被皇帝直接打。
而且有时候,打比罢官更有羞辱意味。高级官员之所以为高级官员,本来就在于他们拥有身份、服饰、仪仗和政治尊严。可一旦被拖入殿中接受一百杖,这些象征性的尊严便会在刑杖面前迅速崩塌。所以,杖责大臣从来不只是疼痛问题。它同时是一种政治羞辱。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古代的官员在面对杖责时,往往会把这种处罚看成比一般降职更加严重的打击。官可以降,爵可以夺,但身体一旦被公开纳入刑罚秩序,就意味着一个原本参与统治的人,被重新放到了被统治、被惩戒的位置。朱据、屈晃这一百杖,正是如此。
更重要的是,这一百杖并不是孤立事件。《孙和传》继续记载,孙权最后还是废掉了孙和,把他迁往故鄣。由于劝谏而被诛杀、流放的官员,“十数”之多,史书最后写道:“众咸冤之。”
这四个字也很值得注意。说明当时很多人都认为,对这些大臣的处理太重了。换句话说,孙权的杖并没有真正解决政治争议,只是通过皇帝的强力,把反对意见暂时压了下去。
这是杖政非常典型的一种局限。板子可以让人闭嘴,却未必能够让人心服。甚至越是在政治争议中使用身体惩罚,越容易暴露统治者已经失去了通过说理和制度来解决问题的耐心。
孙权年轻时本是一个很能听取意见的君主。周瑜、鲁肃、吕蒙、陆逊等人能够在东吴政治中发挥作用,与孙权早年善于用人、能够纳谏有很大关系。但到了晚年,围绕储位问题,他的政治判断和情绪控制明显发生变化。
“二宫之争”最终成为孙权晚年政治的一场巨大悲剧。而那一百杖,正是这场悲剧中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细节。
过去读三国史,人们往往关注赤壁、夷陵、合肥,关注那些百万军中取胜负的战争。可如果把目光稍微往宫殿里面收一收,就会发现另一种同样真实的权力景象:两个高级官员因为反对皇帝废太子,被人拖进殿中。然后,一杖一杖地打。一共一百杖。战争中的刀枪决定疆土归属,宫殿里的板子则决定谁还能继续说话。
从这个意义上讲,孙权晚年的这一百杖,并不是东吴政治史上的一个小插曲。它让我们看到,在中国古代皇权结构中,杖有时并不是法律的末端,而是政治的继续。当语言已经不能让臣子服从时,皇帝便让板子接着说话。
而这,正是“杖政史”最不能忽略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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