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代蜀国张飞每天鞭打部下终于死在部下刀下
——杖政史话之二十二

三国名将张飞之死，大概是中国古代军事史上最值得从“杖政”角度重新打量的一场悲剧。

人们熟悉《三国演义》里的张飞：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声若巨雷，势如奔马。他勇猛善战，也脾气暴烈。小说后来把他的死亡写得颇具戏剧性，说他因关羽被杀而悲愤酗酒，对部下动辄鞭打，最后逼得范疆、张达铤而走险，趁其熟睡将其杀死。但如果把这些小说情节暂时放下，仅仅看陈寿的《三国志》，仍然会发现一个极其清晰的事实：张飞确实喜欢鞭打部下，而且这种鞭打已经严重到了刘备不断警告他的程度。

《三国志·蜀书·张飞传》记张飞“雄壮威猛，亚于关羽”，曹魏谋臣程昱等甚至称关羽、张飞为“万人之敌”。但陈寿紧接着便写出了两人的性格弱点：“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

所谓“不恤小人”，这里并不是后世道德意义上的“小人”，而主要指身份低微的普通士卒和部属。张飞敬重有身份、有名望的君子，却往往不把基层士卒当回事。这个性格特点，后来竟直接表现为一种异常严酷的军中身体惩罚。

刘备曾不止一次警告张飞：“卿刑杀既过差，又日鞭挝健儿，而令在左右，此取祸之道也。”这句话，是研究张飞“杖政”最重要的一条硬史料。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那个“日”字。刘备不是说张飞偶尔盛怒之下鞭打士兵，也不是说他曾经鞭打过哪个犯错的部下，而是说他“日鞭挝健儿”。“日”在这里可以理解为经常、日常。也就是说，对部下施以鞭挝，已经不是张飞一时失控的行为，而逐渐变成了他的治军习惯。

而且刘备把“刑杀既过差”和“日鞭挝健儿”连在一起说。一个“过差”，说明程度已经超过了正常尺度。军队当然不可能没有军法，古代战争状态下的军法尤其严厉，但在刘备看来，张飞的问题已经不是严格执行军法，而是“刑杀太过，鞭挝太频”。

这正是“杖政”值得注意的地方。

棍棒、鞭笞之所以会成为一种统御手段，首先因为它见效最快。将领一声令下，士卒按倒，鞭杖加身，疼痛马上产生，恐惧马上形成，服从也似乎马上出现。与讲道理、立制度、养威信相比，打人无疑是一种成本最低、效果最直接的管理方式。

可是刘备已经看到了这种管理方式的另一面。他说张飞不仅天天鞭打“健儿”，偏偏打完以后还“令在左右”。这四个字极有分量。

所谓“健儿”，本来就是军中勇健之士，是拿刀持枪、冲锋陷阵的人。张飞把他们打得皮开肉绽，却又仍然让他们在自己身边担任近侍、亲兵和部将。换句话说，施刑者与受刑者每天仍然近距离相处，而且那些被羞辱、被伤害的人手里还有兵器。

所以刘备接下来那句话几乎像一则预言：“此取祸之道也。”这不是在劝张飞仁慈一些，而是在告诉他：你这样打人，迟早会把自己的命打进去。

然而《三国志》只有四个字：“飞犹不悛。”张飞就是不改。

章武元年（221年），刘备准备伐吴，张飞奉命率领一万人从阆中出发，到江州与刘备会师。就在临行之前，“其帐下将张达、范强杀飞，持其首，顺流而奔孙权”。

史书没有明确说张达、范强究竟在哪一天挨过张飞多少鞭，也没有像《三国演义》那样写他们因为完不成白旗白甲的任务而被痛打。因此，我们不能把小说情节当成史实。但是陈寿把刘备的警告、“飞犹不悛”和张达、范强杀张飞紧紧排列在一起，其叙事意味已经非常清楚。

张飞最终没有死在曹魏名将手里，没有死在东吴军阵之中，却死在自己帐下人的刀下。陈寿在本传末尾评价关羽、张飞时说：“然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

所谓“飞暴而无恩”，与前面的“日鞭挝健儿”恰好前后照应。张飞是一员能够在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般勇猛的将领，却没有能够处理好自己与最普通部下之间的关系。

从《中华帝国杖政史》的角度看，这件事的意义也正在这里。中国古代的“杖政”，从来不只是司法衙门里把犯人按倒打多少板子。它还广泛存在于军队、官署、家庭、学校等等级关系之中。只要上位者相信身体疼痛能够制造服从，棍棒就很容易成为权力的延伸。

张飞的故事却留下了一个很早也很残酷的反例。棍棒当然能够让一个人在挨打的时候低头，却未必能够让他真正臣服。被打下去的每一鞭，都可能留下身体上的伤痕；而伤痕背后，也可能积累羞辱、愤怒与仇恨。当这种仇恨积累到一定程度，而受刑者又仍然拥有接近施刑者的机会时，维持权力的棍棒，便可能转化为摧毁权力的刀。

刘备说得再明白不过：“此取祸之道也。”张飞没有听进去。

于是，这位驰骋沙场几十年的蜀汉名将，最后没有倒在敌人的千军万马之前。他每天挥向部下的鞭子，最终变成了部下砍向自己的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