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日交大人探访东洋大学
——蔡元培和井上圆了的鬼怪学说

立秋刚过，8月22日由西安交大日本校友会、日本华侨华人博士协会社会科学研究会合办、交通大学日本校友会联盟、《日本华侨报》协办的探访活动再次出发。

这次我们从东洋大学前身哲学馆遗址，到东洋大学白山校区，穿越近140年的时空，探寻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前身）特科班中文总教习蔡元培和日本以及井上圆了的妖怪学的相遇。

井上圆了（1858-1919）生于新潟县长冈净土真宗大谷派慈光寺住持之家，曾在东京帝国大学学习西方哲学。他尊苏格拉底、康德、孔子、释迦摩尼为四圣，提出“哲学统辖万学”理念，认为世界由物（理学）、心（哲学）、神（宗教）三元构成。以此为基础，其著作涵盖《真理金针》《佛教活论》及《妖怪学讲义》，提出“物心神三元论”宗教分类体系，将超自然现象分为真怪、假怪、误怪、伪怪四类。首创妖怪学，“欲为国家拂妖云妄雾，开智德之二光”，即以科学破除迷信。井上圆了在日本全国开展5000余场哲学普及讲座，有力地推动了明治政府文明开化政策。他的这套哲学思想对早期的蔡元培思想影响很大。

蔡元培在1894年开始学日语。在初识日语几天后就开始翻译日本小文典序、《万国宪法》序。他认为“以西书直贵，其要者，日本皆有译本，通东文即可博览西书，且西文非三、五年不能通，东文可以半年为期，尤简易也。”所以在后来任绍兴中西学堂总理和南洋公学特科班中文总教习期间，一边继续学习日语阅读各种日语书籍，也鼓励学生学习日语和翻译书籍。也是在此期间，蔡元培读到了井上圆了的著作，直接影响了他的宗教观及其对佛教的理解和看法，“吾读日本哲学家井上氏之书而始悟。”根据蔡元培日记，1901年5月28日让杜亚泉代购《妖怪学讲义》，11月10日受托翻译。7月25日从史师谭借《哲学一朝话》。8月29日委托赴日朋友查询《哲学馆通讯教授之法》，9月28日借阅《佛教外道哲学》，12月12日让罗振玉代购《宗教新论》等书。

地铁汤岛车站附近的麟祥院就是东洋大学前身哲学馆所在地。这里是德川幕府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的乳母春日局的菩提寺和长眠之地。

墓地区域入口处附近立着一块“东洋大学发祥之地”的纪念碑。很难想象，1887年井上圆了就是在这里借了一栋房子创立了哲学馆，开始了他投身向民众开放教育机会和以哲学为中心的教育事业。

1889年哲学馆搬到现在东洋大学白山校区开始新的征程。经过近140年的风风雨雨，而今以井上圆了的“诸学之基础是哲学”“独立自活”“智德兼全”思想为建学精神的东洋大学，已经发展成为有5个校区14个学部15个大学院研究科3.3万在校生的综合大学。

东洋大学白山校区是1903年哲学馆时代开始的老校区，可惜经过2000年前后的几次大改建，校园里除了现代的高楼大厦基本上没有什么遗迹了。不过，校园里的井上圆了纪念博物馆的“井上圆了 其生涯和教育活动”的主题展览可以让我们管窥一斑。小小的展示区通过早期和青年时期、创立和发展哲学馆、设立哲学堂和挑战社会教育、南船北马的日子井上圆了晚年的四个阶段的实物和资料等，介绍了作为教育家的井上圆了的功绩。

其中两个区域的展品特别引人注目。一个是井上圆了各地演讲随身携带的箱子和礼帽等，可以看出他是个很有癖好偏执的人。这些东西跟着他走遍了日本全国各地，1919年在中国大连见证了他生命的终结。

另一个就是让他成为“妖怪博士”的代表作《妖怪学讲义》。这也是让蔡元培人生开悟并花了很多功夫把它翻译成中文的作品。很有意思的是，边上还有井上圆了自创的哲学象棋。

20世纪初内忧外患的中国，蔡元培等知识分子都努力寻找改造社会、振兴民族的良方，他们从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看到宗教救国的可能性。他在1900年3月发表《佛教救国论》，引用井上圆了的论述：“佛教者，真理也，所以护国者也。”虽然还未摆脱旧式文人的窠臼，但这就是他的美育思想从启蒙走向体系化、成熟化的开始。

1901年蔡元培担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他鼓励学生自主选课与独立思考、要求学生每日撰写读书札记并讨论交流、倡导成立演说会等做法，已经有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办学理念的雏形。他坚持学习拉丁文，鼓励学生学日语并翻译，并于1902年暑假赴日考察。同年11月因南洋公学“墨水瓶事件”蔡元培辞职。不过，蔡元培和交通大学的缘分并没有就此结束。1928年蔡元培又被任命为交通部第一交通大学校长，推动“教授治校”和学科体系改革。经过20多年的学习研究和实践，蔡元培的教育思想这时候已经完全成熟。

走出东洋大学校园，我们不得不感叹时代变迁之奇妙。一个小寺庙的一间房子出发的哲学馆，140年后成了一个3万多人的综合大学。这背后支撑它的应该就是哲学为基础的办学理念吧。年轻时期的蔡元培因和井上圆了的哲学思想的偶遇，开始了他关于宗教、哲学的思考和探索，因而成就了影响几代中国人的民国教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