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设“认知战”新岗须警惕信息对抗军事化

据日媒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在防卫政策局内新设由参事官领导的专门岗位，并将相关经费列入2027年度预算概算要求。这个新岗位的重要职责，是把目前分散在防卫省内部的信息收集、分析、评估和对外发布统合起来，对社交媒体等平台出现的信息进行研判，决定“是否反驳”“由谁反驳”“何时反驳”以及“以什么层级反驳”。

如果仅仅把这一变化理解为日本政府加强新闻宣传，就会低估了其政策含义。真正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正在尝试把舆论、信息和认知空间进一步纳入国家安全保障体系，使“说什么、什么时候说、怎样影响外部认知”成为防卫政策的一部分。

日本政府近年来越来越频繁地使用“认知战”这一概念，并将中国视为主要防范对象之一。去年11月，高市早苗首相就“台湾有事”发表国会答辩后，中日关系再度趋于紧张。中方多次批评日本强化军备，使用“新型军国主义”、“军国主义复活”等表述。日本防卫省则认为，如果不及时回应，这些说法可能在国际舆论中扩散，影响日本的国家形象以及防卫政策的国际接受度。

于是，日本的应对方式开始发生变化。过去，防卫省主要由有关部门收集和分析国际军事形势，再由防卫大臣以及不同部门根据情况分别对外说明。现在则希望建立一个相对固定的“认知战中枢”，不仅对外部信息作出反应，而且提前判断可能出现的舆论动向，主动发布信息，争取在争议形成之前占据舆论先机。

这实际上意味着日本的信息战略正在从“被动反驳”转向“主动塑造”。

这种转变尤其值得关注。因为在传统政府宣传中，信息发布主要承担政策说明和公共沟通功能；而在“认知战”的逻辑之下，信息本身就可能被理解为国家竞争的工具，受众的判断、情绪乃至对国际问题的基本认识，都可能成为竞争对象。一旦这样的思维不断扩大，外交、安全、媒体传播之间原本存在的边界便会越来越模糊。

更重要的是，日本此次强化“认知战”能力，与其整体安全政策转型几乎同步推进。

日本政府计划年内修改安全保障相关三份文件，并继续大幅增加防卫支出。在这种背景下，加强所谓“认知战”能力，很难脱离日本近年来扩充军事力量的大环境单独观察。军事实力增长需要政策解释，安全战略调整需要舆论支持，对外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也需要争取国际理解。建立专门的信息评估和传播体系，实际上是在为日本安全政策转型增加一个新的支撑系统。

问题在于，谁来界定“虚假信息”？事实当然应当受到尊重，故意制造和传播虚假信息也应当受到抵制。但是，国际政治中的许多争论并不是简单的真假判断，而是立场、利益和历史认识之间的冲突。中国批评日本扩大军备，日本认为这是“中国的信息战”；日本强调自身防卫政策具有“防御性”，中国则可能认为这是淡化日本军事战略变化。双方完全可能依据不同的安全利益，对同一事实作出截然不同的解释。

如果把所有不利于本国的批评都轻易归入“认知战”甚至“虚假信息”，那么“反虚假信息”就可能从事实核查工具异化为政治标签。这也是日本建立“认知战”机制后必须面对的制度性风险。日本防卫省毕竟是军事行政机关。当军事部门越来越深入地参与信息判断、舆论回应和认知塑造时，首先需要回答的不是“怎样反击得更快”，而是其权限边界究竟在哪里。什么属于事实纠错，什么属于政策宣传，什么又属于针对外国舆论的战略传播，都需要明确区分。

事实上，日本政府自己也尚未解决这个问题。国家情报局、国家安全保障局、内阁广报室以及防卫省都可能参与所谓“认知战”，但究竟由谁承担政府层面的统一指挥职能，目前仍不清晰。防卫省人士所谓政府还处于“逐个打地鼠”的状态，恰恰说明日本虽然正在迅速扩充相关机构，却尚未形成成熟的制度框架。

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有没有说服力，取决于其政策本身是否经得起事实、历史与现实的检验。特别是在日本加速增加军费预算、强化远程打击能力并持续调整战后安全政策的今天，如果只是不断强调外界对日本的警惕属于“认知战”，却回避这些政策变化本身带来的地区疑虑，那么再强大的传播体系也无法消除真正的安全不安。

“认知战”的危险之处，恰恰在于各国都容易认为自己是在“澄清事实”，而对方是在“操纵认知”。当这种逻辑成为国家安全政策的一部分，东亚安全竞争就可能从军费、武器和军事部署进一步延伸到信息与舆论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