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性格藏在“藩”里
——蒋读日本文库本系列之二

我特别欣赏日本明治学院大学助教武光诚在《藩与日本人》（PHP新书，1999年10月第一版）这本书中提出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英国有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威尔士人的区别，法国有布列塔尼人、勃艮第人的区别，而日本却似乎越来越趋于全国一律？

武光诚认为，日本并非天生均质化，而是在明治维新后的中央集权和现代传媒影响下逐渐形成今天的面貌。真正塑造日本地方气质的，其实是长达二百六十多年的江户藩政时代。我曾经花费数年时间采访过日本47个都道府县的知事（相等于中国的省长），开创了一项：日本媒体记者采访之最，而每次采访中几乎都向知事提一个当地“县民性”的问题。我总觉，今天人们常说的日本各地的“县民性”，其背后往往隐藏着江户时代藩国的历史记忆。我觉得，这个视角应该对中国读者认识日本是启发的。

我们中国人谈论各地民众的差异，多少会带一点并不显而易见的“歧视感”的，因此这样的话题也常常成为“禁忌”。而日本人则是热心探讨“县民性”。

比如，说大阪人爱开玩笑，说京都人说话委婉爱绕脖子，鹿儿岛人豪爽有“九州男儿”的气派，秋田人内敛但频出“美女”，东京人讲效率总是行色匆匆的。许多外国人初到日本，会觉得这种说法有些夸张：同样是说日语，同样是接受义务教育，同样看NHK电视节目，一个国家内部的人还能有这么大的差异吗？

翻开这本《藩与日本人》，作者给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答案：今天的日本虽然已经成为高度统一的现代国家，但日本人的地域性格，很大程度上是在江户时代形成的。

德川幕府建立后，日本被划分成为大大小小180多个藩。表面上看，日本是一个国家；实际上，各藩在财政、教育、产业、文化乃至价值观方面都保持着相当程度的独立性。一个藩往往就是一个小世界。这种情形，实在有点像中国古代的州府，但他们又比中国古代州府拥有更强的自主性。

武光诚特别强调，日本近代以来形成的“县民性”，很多并非源于明治维新之后的行政区划，而是延续了更早的藩国传统。例如，加贺藩以富庶闻名，形成重视文化与工艺的风气；萨摩藩长期处于边疆位置，养成强烈的独立精神；会津藩崇尚忠义，直到明治维新后仍保留浓厚的武士伦理。地域性格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长期历史环境中慢慢沉淀下来的。

看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自己在日本生活近四十年的经历。初到日本时，总觉得东京、大阪、福冈、札幌不过是地理位置不同而已。后来接触的人多了，才发现各地居民的思维方式、说话习惯乃至待人处世的方法，确实存在微妙差异。

大阪人见面喜欢开玩笑，东京人则更讲究分寸；京都人说一句客气话，往往需要听懂弦外之音；而东北地区的人，则保留着更多乡土社会的朴实与谨慎。这些差异，并非简单的个人性格，而是地方历史留下的文化印记。

书中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作者认为，日本今天过度向东京集中，导致地方特色不断消失。年轻人涌向首都，乡村人口减少，地方文化逐渐边缘化。于是，有人提出迁都，也有人呼吁重视地方创生。

这让我想到一个更大的问题。现代化究竟意味着什么？

如果现代化最终让所有城市都长成同一个模样，让所有人都说同样的话、穿同样的衣服、拥有同样的价值观，那么社会固然更有效率，却也可能失去丰富性。

日本今天面临的挑战，某种意义上正是如何在统一与多样之间寻找平衡。其实，中国同样如此。

北京人与上海人不同，东北人与广东人不同，四川人与山东人不同。这些差异背后，也都有漫长的历史形成过程。正因为存在这些丰富的地方文化，中国和日本才显得更加生动。如今，我借#壮游中国#之机，经常深入到中国地方的县镇村，但发现越来越“同质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遗憾的地方。

读完这本书，我在想：认识一个国家，不能只看首都。东京不是全部日本，北京也不是全部中国。

真正的国家性格，往往藏在那些看似普通的地方城市里；而真正理解一个民族，也必须理解那些被历史塑造出来的地域文化。

或许，这正是阅读这本书有意义的地方。它提醒我们，在全球化和城市化不断推进的今天，不要轻易遗忘那些曾经塑造一个民族精神气质的地方记忆。而对于日本而言，那种记忆的名字，叫做“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