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去年的春天,我在另一篇“漫笔”中写了日本“最后的文人画家”富冈铁斋。不一样的“铁人”,也是中国宋代文豪苏东坡的“铁粉”,与其有着割舍不掉的文化情结。我常读东坡,又有不一样的感悟。怀揣一颗年轻的心抚卷,无疑豪情万丈涌入心头,一如“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心怀平坦,一杯茶一支烟,则又懂了“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的沧桑和沉淀。
日本大阪大学教授浅见洋二是东坡文学的研究学者。虽然没能完整看到他在刚过去的2024年圣诞之后的“东坡大家讲”中的精彩分享,但我关注过他和村上哲见在1989年共同写的《苏轼·陆游》,这本书由角川书店出版,其实在日本有着很强的读者受众面。不过,日本学者如此深度参与的事情本身令我更为感怀。旅居日本,我深感,中日共有这种“东坡之韵”带来的文化享受。这种文学和文化的共情与共鸣,已经走过漫长的历史长河,留下了深深的时光烙印。

根据史料记载,东坡诗文的“东渡扶桑”大抵是在他去世后半个世纪左右。但也有学者认为,他在日本的影响可能发生在更早时间。日本平安时代后期的知名公卿藤原赖长,冥冥之中和苏轼发生着巧妙的“交集”。大宋国的客商刘文冲进奉名籍的同时,进送书籍中包含了《东坡先生指掌图》《五代十记》等。有意思的是,藤原赖长还给了刘文冲不少钱,委托对方在中国购买“要书”。而这,不就是今天妥妥的“代购”吗?藤原赖长是有名的“爱书家”,可谓“学富五车”,也喜欢藏书,被视为具有和汉双才的大学者。可以大胆推测,藤原赖长如果能够深入地接触东坡文学,想必也一定是个不输富冈铁斋的“铁粉”。
在我看来,苏轼对日本的影响体现在文学本身和文化意境两个层面上。虽然早在日本,不少大臣公卿质疑本国过于重视中国苏李而倍感本土文化遭受冷落,但这丝毫无法阻止东坡文学对当地社会尤其是士林文坛的润物无声。俳句之圣松尾芭蕉以及大家正冈子规、斋藤茂吉等的作品中都能找到东坡文学的影子。我认为,苏轼的命运虽然起起伏伏,“被贬”成为他走人生路的一个推不掉的关键词,但丰富的变化也赋予了其诗歌对生命的充分解读能力。人生如诗,也如旅徒。“旅行”在东坡文学中的分量相当之重,因此,像松尾芭蕉等一众日本文人没有不爱之理。
苏轼也是著名的书法家。说到这,我自己其实存有一个新的期待,那就是再去大阪时一定要到大阪市立美术馆去看看苏轼58岁时所录的《李白仙诗卷》真迹。“一书双关”,是日本社会对苏、李二人追捧的现实写照。清代文人施宜生毫不吝啬地评价称“颂太白此语,则人间无诗;观东坡此笔,则人间无字”。此诗,此字,还有背后的历史故事,都值得赋予更多的笔墨去品味。中日书法书道互通,明治时代的书圣中林梧竹也在苏轼对书法的理论研究中获得过灵感和启发。更为有名的历史故事是,苏轼在被贬地黄冈写下的《寒食帖》于“火烧圆明园”后流失民间,在20世纪20年代流至日本,被日本实业家和收藏家菊池惺堂购得,菊池惺堂在历史上也因收藏中国名人字画而知名。1923年9月的东京大地震中,菊池惺堂的藏品遭遇灭顶之灾,《寒食帖》却幸运地被拼死护得周全,后来由中国当时的国民政府重金买到,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此外,我曾采访过的历史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孟宪实先生早在2011年第2期的《内蒙古教育》上就刊发过《日本课本中的中国内容》文章,提到上世纪80年代日本高中教材里收录过苏轼的两首诗。可见,日本的“东坡风”刮的不只是高雅之堂,作为一种中国文学的经典思想和意境,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
纪念苏轼的“寿苏会”、“赤壁会”等活动在日本也早有传统和历史。这样的文俗活动也进一步扩展了东坡文学影响的外延。这不禁令人感怀,当两国的文人墨客和普通大众抚今追昔,能够找到如此紧密的纽带和关联,所幸的又何止是文化?(2025年1月27日写于东京“乐丰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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