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实习生在日本面临的“双重差别”

编者按：4月29日，日本主流媒体《朝日新闻》在社会版“等级之国”的连载专栏中，刊发了一篇以“中国实习生”为题的报道，再次披露了一些中国实习生的生活现状。本报将其译出，希望读者由此窥见日本社会具有差别性的“等级”，并且深思这些问题产生的背景及其原因。

去年12月9日中午时分，在东京成田机场的国际出发大厅里上演了这样一幕：

一群宪兵般身材魁梧健壮的男子押送着5名如同犯人一般的中国人，他们的双手和腰带被人拉扯着强行带往登机口。突然，骚乱发生了，28岁的曹福营试图挣脱逃跑，与押送人员发生了激烈的身体冲突，而27岁的陈海涛则双手作揖向周围的人发出求救。

这五个人都是以中国技能实习生身份到栃木县都贺町草莓种植农家学习农业技术的中国青年，当天早上，一个60多岁被称为“社长”的农业经营老板突然向他们宣布：由于眼下草莓收成不好，不再需要人手，勒令他们即刻回国。

那些看起来好像是警察的男子们实际上是老板雇佣的保安。中国农业技能实习生们在这里经历了长期与世隔绝，甚至被剥夺语言自由的生活后接到的仅仅是一纸冷冰冰的“强制回国”的命令。

2005年，曹福营和陈海涛抱着学习农业技术的美好愿望，在日本政府“外国人研修·技能实习制度”政策的吸引下从山东老家来到了日本。当时，日本的农业大县栃木县正苦于农业收入大幅减少、务农者日益乏人，面临着难以为继的崩溃境地。为此，这家老板联合其他14家农户在2003年成立了劳动协会，开始接受来自中国的青壮劳力进行技能实习，以挽救濒临破产的农业生计。

对于全年农业收入只有6000元人民币（约9万日元）、靠农闲期间进城打工来养活父母、妻子和孩子的曹福营来说，“3年收入30万元（约450万日元）”的条件无疑具有巨大的诱惑力，而曹福营更看中的是可以借此机会学习到日本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

然而，来到日本后的艰苦生活与当初的想象相去甚远。曹福营与其他9名中国人被安排在一座房子里单独生活，各种刻薄、严厉的规定使他们身陷囫囵：“禁止随便外出”、“禁止拥有手机和电脑”、“禁止和其他的研修、技能实习生交流”……。不仅如此，护照也被收缴，对他们来说在这个距离宇都宫市有40分钟车程、周围被农田包围的偏远小镇，1公里外的公用电话是唯一与外界沟通的窗口。

来到日本第二年的冬天，陈海涛为了与亲友联系，花了高于自己月收入的14万日元购买了一台电脑，但是随即就被老板无情地没收了。

想到自己一旦在武力的强迫下束手被“强制回国”的话，还要向中方的中介机构缴纳几万元人民币的“违约金”，他们不禁感叹自己来到日本后的生活无异于“当代的奴隶”。

陈海涛曾进行过反抗。2007年11月，他因骑自行车摔倒导致锁骨骨折，险些被老板送回国内。他向老板央求道：“我们自己在手术意见书上签字，请不要把我送回国。”为了和国内的亲友商议解决办法，他每天无数次地往返于电话和宿舍的途中，为此，陈海涛等4人与老板闹僵了。

一个月后，回国的最后通牒下发了。他们5人不断地与其他朋友联系、和老板协商，终于在最后关头被豁免“强制回国”待遇。陈海涛回忆到，“那个时期不管和朋友们说点什么都要遭到老板的白眼，可能是怕我们把这里恶劣的待遇向外界透露吧。”

加班费的待遇是每小时500日元，低于栃木县每小时670日元的最低工资标准，显然是违法的。在草莓的收获季节，要用手将草莓一粒粒摘下后装进盒子里，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在14小时以上。

在这家老板最终迫于外界压力向陈海涛等支付了“和解金”后，《朝日新闻》曾试图向他了解当初设置严厉管理制度的目的，但他回绝了《朝日新闻》的采访。

《朝日新闻》找到与该老板同属一个劳动协会并同样接受了中国技能实习生另一个农户，他坦率地说道：“如果允许外国人之间自由地相互联系，他们合伙逃跑了怎么办？我们农户也可以看作是中小型企业，如此低工资的待遇是招募不到日本人的，当然要采取严厉的制度才能维持下去。”

这就是目前日本农业的尴尬现状：经济收入日益萎缩，经营状况日益艰难。日本产业界所产生的这种行业差别使外国劳动者也被卷入了不公平的漩涡，他们不仅收入低廉，就连语言交流等做人的基本权利也被无情剥夺，这就是“双重差别”的惨痛社会现实所在。

其实不止是农业，在中国和越南等国际竞争的冲击下，日本服装行业的经营也同样陷入了岌岌可危的困境。

去年6月，岐阜县服装劳动协会曾试图在与中国员工签署的劳动合约中添加这样的“霸王”条款：“不准以任何形式向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新闻媒介等进行诉求。”目前，那里的中国员工加工一件衬衫的收入是700日元，工费标准不到泡沫经济时期的一半，而且业主还拖欠了大量的加班费至今非未付。

在“外国人研修、技能实习制度”实施5年后的今天，来日的相关人员增加了两倍，达到16万人的规模，不和谐的摩擦之音逐渐淹没了原本单纯、值得尊重和赞美的劳动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