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情人细述华人女嫌犯的杀人新计划

2007年10月17日。涉嫌杀害3名日本男性的中国女性尹丽娜逃亡5年后在东京落网。

对此，日本平面的、立体的各个新闻媒体都做了大幅的、多角度的报道。

对此，海外几乎所有华文报纸都不论自身左、中、右的立场，都做了相应的报道。

因为事情发生在情感的敏感地带——日本，于是对此的评论也就带上了情感。在中国的网站上，有人称尹丽娜是“抗日女英雄”，是“中国的黑寡妇”；在日本的网站上，有人称尹丽娜是“歹毒的支那女人”。

事情过去一个月了。本报获悉与尹丽娜在逃期间共同生活的日本情人刚刚接受完大阪府警方的协助调查。今天，这个名叫“冲田洋三”的46岁的男人是怎样看待尹丽娜的呢？他还能够讲述出什么样的黑幕故事呢？于是，本报做了追踪采访，让读者来听听这个站在罪与罚的边缘、陷于情与理的深渊的日本男性的自述吧。

吃惊过后，想起她的曾用名“孙永丽”

10月17日，是我一生都不会忘记的日子。那一天，我并没有马上得到尹丽娜被警方逮捕的消息。记得是晚上7点半钟左右，我回到了我和尹丽娜在江东区北砂租借的房屋。开门以后，我发现屋子里一片混乱，东西扔得到处都是。当时，我以为家里失窃来了小偷呢。我就想，这女人去什么地方了？就在这时，有人敲我家的屋门。开门一问，是《读卖新闻》大阪分社的一位女记者。

她客客气气地说：“这里就是尹丽娜的住宅吧？！”

什么?我一下子愣住了!“没有这个人！”我回答记者。因为尹丽娜和我认识后告诉我她叫“孙永丽”,我平常就管她叫“丽丽”。“这里是卖杂烩菜排档的摊贩。”我又告诉记者。

这位女记者拿出了一张照片，说：“你看看，是这个人，你不认识她吗？”

这是一张贴在通缉令上的照片。没错，就是“丽丽”。可那照片的旁边写着“杀人”两个字呀！看着照片的一瞬间，我全身好像冻僵了一般地发硬，脑子里一片空白。说实话，那时我从心底里还是想庇护她的。于是，就对记者撒谎说：“不认识这个人”。接着，我立刻离开家，到朋友那里去了。第二天早上，我才知道了丽丽已经被逮捕了。

“喂，打开电视看看，丽丽妈妈被抓起来了。”朋友这样对我说。然后，朋友告诉我丽丽做了“冒名顶替杀人”的事情。当时，我听得一头雾水，什么“冒名顶替杀人”？我真的搞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但是，从那天以后，我再也没有回那个家。

说这番话的是一个46岁的日本男性，名字叫“冲田洋三”。2002年，大阪市发生了震惊日本列岛的“冒名顶替杀人事件”。事后，作为杀人嫌疑犯的中国女性尹丽娜仓皇出逃。冲田洋三就是尹丽娜的日本情夫，他说自己不知情地与尹丽娜一起度过了5年的在逃生活。

我们还可以把事件做一个简单的回放。伊丽娜涉嫌杀害3名日本男性。她曾在大阪市西成区开了一家名为“丽娜”的小酒吧。2001年5月，46岁的尹丽娜和店里的一位常客、经济富有的77岁老人加藤善一郎闪电结婚。5个月以后，加藤善一郎下落不明。此后，尹丽娜为了制造加藤善一郎病逝的假象，开始寻找年龄相近的男人“冒名顶替”。她确定的第一个目标是患有糖尿病的街头乞讨人高木清，当年是72岁。尹丽娜让高木清使用加藤善一郎的医疗保险证住院治疗，不料高木清在血糖值下降后就坚决要求出院。后来，警方发现了一具被认定是高木清的碎尸。在警方看来，高木清的病情已好，无法完成尹丽娜所企望的“冒名顶替”的任务，于是尹丽娜就杀害了他。

接下来的又一个目标仍然是患糖尿病的街头乞讨人，他的名字叫近藤晃。当时69岁。尹丽娜让近藤晃住到位于石川县的一个民家，不给他吃药，导致其死亡。死后，尹丽娜对外界声称“这就是病死的加藤。”结果，尹丽娜继承了加藤的遗产，把3000万日元拿到手中。警方至今认为，尹丽娜不仅杀害了高木清和近藤晃，还杀害了加藤善一。

2002年5月,日本警方发出红色通缉令。也就是在这个月,有人称在东京都浅草看见过尹丽娜，但这个线索很快就断了，5年多来没有音信。最近，有人向大阪府警方报告：“发现了一个和尹丽娜非常像的人。”结果，2007年10月17日尹丽娜在东京落网。

排档摊贩，逃亡生涯的艰难求生道路

10月22日下午2点钟，我去了城东警察署。从大阪府来的3个刑警在那里等着我呢。因为我对丽丽被通缉的事情、还有过去发生的事件都一无所知，刑警们就一一讲给我听。

他们在听我讲和丽丽一起的5年生活时不动声色，在听到“还有这样的事情”时，才认真盘问起来。这个我过后再讲。

我知道丽丽到东京以后，先在门前仲町一带生活。在那里，她和一个老人相识了。因为老人允许她到家里去住，她也就常在老人经营的两家卖杂烩菜的排档前抛头露面。后来，她就成为这个排档的摊贩了。

“我们一起开排档好吗？”丽丽说这个话是在2002年的秋天。当时，有两个摊贩已经加入到其他排档组织中去了，但听了丽丽的劝诱后，就到了她的身边，还让她做“社长”，要另起炉灶。他们3个人在江东区大岛借了一所房子，很快就开张了。购买排档等的费用都是丽丽支付的。

那个时候，我在龟户公园也过着街头乞讨者的生活。因为长年工作过的汽车零件制造公司破产，我也就没有事情可干了。先后转悠寻找了好几个饭场，最后觉得还是龟户不错。

在龟户公园附近，和丽丽一起做买卖的一个摊贩开了卖杂烩菜的排档。还是这个摊贩问的我：“一起干怎么样？”不久，我就和丽丽见面了。说起来不好意思，我们第一次就是在龟户公园里见面的。这也是我们的萍水相逢啊！

当时，丽丽告诉我她叫“孙永丽”，出身于台湾高雄，为了挣钱来到日本，在神户开了很长时间的小酒店，最近才到东京来的。

2003年6月,我也成了丽丽卖杂烩菜排档的一个摊贩。雇员。那时,我们没有经营许可证,想组建一个真正的公司也不行。不过我们曾经设想成立一个公司，名字就叫“杂烩菜大将”。

开始，我和另外的摊贩都与丽丽住在一座房子里。我和她有了男女关系，成为情人，还是在我到排档半年以后。那时丽丽对我说：“你就不能承担起一点责任吗？”

这样，我和丽丽开始在报纸上登广告，四处张贴招聘摊贩的小广告，也招了不少人。但因为我们没有正式的公司，人家干着干着就走了。还是找街头乞讨者吧，丽丽非常会应对这些人。

她会问人家：“身体怎么样？你要香烟吗？”真是绝了，只要她和人家这样一聊，对方就会跟过来。很快，我们的人手增加了，大岛的房间也窄得不够住了。这样，我们又到江东区北砂租借了一套“共同住宅”。最多的时候，我们是8个人住在一起。

就这样，冲田洋三先是和丽丽一起经营排档，接着两人作为夫妻一起生活。后来，又在江东区清澄摆开了属于两个人的排档。

性情心态，认领养女背后的企图

我和丽丽几乎每天都在一起，可以说她是一个非常和蔼的女性。她酒喝得很少，不抽烟，也不赌博。如果说她的爱好，那就是一个星期去一次健身中心。她的确是一个好人。谁也不会想到她能够干出让警察通缉的这样惊天大案！平常，在白天她也是和我正大光明地手领着手去买东西，不会想到她做别的事情的。

丽丽还很会照顾他人。看见一起做买卖的摊贩冷了，她就会买来毛线，自己给他们织毛线的帽子或者围巾。一天能织好几件。当然，她发起脾气来也了不得。她不仅敢在家里和我吵架，还敢在公园里和别人吵架，敢用发卡扎人家的脖子。有过一、两次，她吵闹的太凶了，人家报警，警察开着警车来了，丽丽却没影了。有的时候事情闹出来了，我就一个人出面顶事，到警察署写悔过书，那时丽丽就会在警察署的门外等着我。

“你对警察的态度有点不对劲呀！”我这样说过她。

“我是台湾人，又是非法在留，如果被警察抓住了，会被强制遣返的。”她就这样回答我。

我一想也是这样的，她当时既没有护照也没有外国人登录证。可是，现在回想起来，她原来是怕警察啊！睡觉的时候，她也常常从梦中惊醒，用日语对我说声“对不起”后，就会哭着用中文叽里呱啦地自言自语一阵。

丽丽发脾气的原因，一般是出于嫉妒心。我们的排档有一个30岁左右的女性客人，她几乎每天都来，的确是一个好客人。丽丽怀疑我和她有男女关系。有一天下大雨，我和丽丽都在家，这个客人给我打来电话，只是问问今天是否营业。这个电话也来的不是时候，因为我和丽丽正做爱呢。好家伙，我刚放下电话，丽丽就大发脾气。那天，我正在感冒，让丽丽给我拿药，她也给我拿了两粒药。结果，我吃下后，立刻失去知觉。原来她给我的是安眠药。我睡下后，丽丽袭击我，从工具箱中拿出铁扳子照着我的脑袋就打，打得我满头是血。

当然，冲田洋三和尹丽娜的排档也不顺利。因为是无照经营，他们没有办法完全躲开警察和地方政府的管理，后来人都散了，到去年春天就剩下冲田和尹丽娜两个人了。

眼看着排档开不下去了，我就找了一个处理工业废品的工作。那个时候丽丽开始有变化了。当时我虽然没有太在意，现在想起来她已经是在开始筹谋新的“保险金杀人计划”了。

有一天，丽丽在南砂町车站前和一个街头乞讨者聊了起来。“以后我想从中国办一个女孩子过来到小酒吧和按摩店打工，你能不能认她做养女？我保证每天给你提供三餐和住宿的地方。”

这个街头乞讨者当时大概是66岁。他答应收两个养女,并拿着有关书面材料来到我们的家。我带着他去了区政府办公大楼,给一个姓“刘”和一个姓“吴”的中国女孩子办理了养女手续。从中国办来女孩子,我们就可以开始新的买卖。丽丽当时是这样对我说的,我也相信。

实际上后来我才知道，丽丽在和这个街头乞讨者联系以前，已经和另外一个男人热络在一起了。这个男人不是街头乞讨者，是一家运输公司的员工。那时丽丽晚上开排档，白天还在一家运输公司打工，在青海埠头仓库和这个男人认识了。这个男人对丽丽是单相思，特别喜欢丽丽，我们在北砂的共同住宅就是丽丽拜托以他的名义租借的。为了丽丽，他还专门到银行开了一个账户。丽丽说什么他就做什么，真是言听计从。后来我听警察说，丽丽有好几个帐户，总共有600多万日元的存款。

一封信函，透露“计划正在进行中”

丽丽在和这个街头乞讨者联系前，已经在那个男人那里给一个姓“付”的中国女性办理了认领养女的手续。那以后，丽丽又让这个男人购买了一份生命保险。上面写明被保险人死亡的时候，作为养女的“付”可以领取1000万日元保险金。当时，我也对这种购买保险的做法产生过疑问，还为此问过丽丽是怎么回事。

丽丽的回答是：“为了办女孩子来，就需要保证人。能够证明保证人身份、证明保证人有经济能力的，就是保险的证书。”

我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只好相信丽丽所说的。后来，我还帮助那个街头乞讨者办理了加入生命保险的手续。上面写明了，在这个街头乞讨人正常死亡的时候，两个中国养女可以拿到3000万日元的保险金。如果是意外死亡，两个养女就可以拿到8000万日元的保险金。这两个男人加入保险后，是丽丽每个月为他们支付10万日元保险费的。

我还记得有这样的事情。当时，丽丽经常用中国话打手机。她说对方是她的“兄弟”，而且打电话的次数明显增加。现在想起来，那可能不是什么“兄弟”，而是专门办偷渡者的“蛇头”。

大阪府警察真有一套，他们问起保险金的事情非常巧妙，显然他们也怀疑我参与了“保险金杀人事件”。讯问的时候，他们给我看了一封信，是丽丽写给“刘”的一封信，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寄出去而放在家里了。警察到家里搜查时拿走了。那上面写着“计划正在进行”。讯问结束时，警察告诉我：“据我们的了解，尹在大阪的时候就想干这样的事情。”

现在想想，丽丽也对我说过：“你不去领一本护照吗？有机会我们去台湾旅游一次。”今天看来，她是想在拿到两个人的保险金后逃往海外，到那里再把我也结果了。她在大阪的时候就会物色街头乞讨者准备犯罪，这个时候她把我当诱饵，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

尽管是这样说，我还是不恨丽丽的，反过来还有一种非常感谢的心情。是她把我从一个街头乞讨者的生活中拉拽出来，让我过上普通人的生活。丽丽被逮捕的那天早晨，她还和我亲亲脸后说：“我们一起加油、努力！”这也是她给我留下的最后的话。

听罢尹丽娜日本情人的这番话语，读者会有什么感想呢？许多人注意到尹丽娜被逮捕的当天，是哈哈大笑着走上警车的，是不允许警察在记者的镁光灯前给她戴上面具的。这种“强势”的背后，究竟是个人清白的表现，还是孤注一掷的疯狂？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答案。

不过,记者还是从日本情人这番话语中感受到尹丽娜人性中闪烁着亮色的一面。所谓的热心助人，显露出这个女强人的古道热肠；所谓的梦中惊醒，显露出她内心中柔弱但顽强地承受着重压；所谓的嫉妒行凶，显露出这个浪迹天涯的女性还对爱有追求，想做最后的坚守。

“冒名顶替杀人”也罢，“保险金杀人计划”也罢，在法律没有“认定”之前，都只能是一种叙述性的语言。不过，从尹丽娜的身上，我们还是可以感悟出：一个人，当其对金钱的欲望无限膨胀时，当其对金钱的获取手段不再择取时，就势必脱离生活的正常轨迹。这一点，与她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毫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