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版“国家疾控中心”会是一根“鸡肋”吗？

随着日本政府对新冠病毒“降级”，这场肆虐了3年的疫情也实际宣告在日本国内的结束。在疫情大流行期间，日本既没能拿出足以体现实力的防控成果，也没贡献出足以展现智慧的治疗方案，平淡而黯淡的收场。

但在日本政府看来，或许也并非“一无是处”。近日在参议院决议通过、迈出正式设立一步的“国立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被日媒和舆论视为后疫情时代日本反思、总结疫情防控和流行疾病管理的新“结晶”。舆论对被称为日本版“CDC”表示出热切关注，这个即将在2025年起扮演类似国家疾控中心角色的新机构，引发了广泛的议论。

简而言之，日本的“国立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以美国的CDC为参照，将国立感染症研究所和国立国际医疗研究中心合并，从而把流行病学调查和临床研究的专业组织机构一体化，同时还将承担向日本政府建言献策的功能。在此基础上，日本强化政府内部机制建设，还将在今年9月设立内阁感染症危机管理统括厅、厚生劳动省感染对策部，以三位一体的模式加强危机管理与应对。

从结构和功能调整上看，日本版的CDC的确进行了有针对性地完善。但回顾日本在疫情防控上的问题点，总结起来，即做出通盘决策的政府、落实政策的地方自治体、作为智库的专家学者相互之间意见分歧和步调不一致现象突出，导致应对工作的低能低效。然而，有了CDC一切就会迎刃而解么？

首先，CDC摆脱不了官僚体制的背景架构，掣肘因素不容忽视。日本的政府运营和机构管理在严谨细致的外表下，还藏着“很官僚”的弊病和瓶颈。疫情爆发后，日本政府的滞后和迟钝反应饱受诟病，也被视为是“一贯的毛病”。CDC设立后，将在内阁感染症危机管理统括厅这一“司令塔”统筹指挥下发挥作用。对此，不少媒体和学者提出质疑称，“在日本的官僚机构内部设立CDC，确定肯定没问题吗？”包括不少医疗专业机构的专家也指出，归根结底，还是免不了把命运交付给体制机构，换汤不换药。话句话说，CDC能否真正发挥作用，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是否可以脱胎换骨地担此重任。

其次，地方高度自治制度下闻令而动的统一协调性难度依旧。疫情肆虐期间，日本地方城市“各自为政”的现象屡见不鲜，也给日本政府统一调度、统一管理造成了看得见的尴尬和无奈，导致无法在关键时刻和关键环节集中力量办大事。CDC的设立目标之一是提高各方统筹协调度，特别是在病床、人力保障等方面，通过修订感染症法强化地方政府和医院的互动配合，同时给予地方城市行政长官更高的话语权和调配力。即便如此，一方面，手握大权的地方行政长官依然保持话语独立，其本身究竟配合度几许并未可知。另一方面，CDC制度中也并未对医疗机构拒不配合时明确惩罚措施，行政长官督促时也仅从“劝说”改为“指示”，效果如何打上问号。

最后，民间丰富的医疗资源活用仍是难解的课题。日本3年的防疫实践证明，难以用好民间丰富的医疗资源和力量是应对大型公共卫生危机的显著短板。虽然政府和公立机构在应对疾病大流行时应当“顶梁柱”，但由于体制和国情，民间医疗机构和人才人力的规模和能量亦有举足轻重的作用。CDC在强调举国体制的同时，对于充分调动民间力量未有实质性突破，这也势必造成在新的卫生危机到来之际，仍然不排除载有病患的救护车只能在诊所外兜转的可能。

后疫情时代之下，日本通过CDC体制设立，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社会的负责，但在课题依旧重重之下，它是成为日本更有力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一块“主心骨”，还是徒有其名的一根“鸡肋”，都需要时间验证，有关经验或教训也值得其他国家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