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代茶诗中寻找忙中求闲的“秘方”
——试评《茶的味道——唐代茶诗新解》

说起来，我与中国当代“茶人”（他自己喜欢称“习茶人”）、青年学者杨多杰的相识，已是两年有余。最早在微信上有了联系，是2021年3月3日。那一天，恰好是日本的“女儿节”，正是大唐诗人白居易口中“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的绮丽风景。今天的中国“女儿”只知道“六一国际儿童节”，传统的“女儿节”独剩“日本版”则是后话了。多杰也是北京的胡同串子，好古意儿，爱读书，话题自然而然就打开了。那天，我们不谈“女儿”，只谈“茶”。自当是“吹玉蕊，饮云腴，不须红袖扶”。

其后，多杰陆续把他有关茶的新著寄赠给我，我为其中一本——《茶的品格：中国茶诗新解》（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0年7月第一版）写过书评，题目为《茶诗是一把打开中国文化历史的新钥匙》。本想再为其他几本写一写书评，但因为实在做不到“不劳外出好居家，大抵闲人只爱茶”，也就搁置成了“美好愿望”。

2023年4月，我在疫情后第三次回国时，终于得以和多杰见面，并且在26日晚上应邀参加了他领衔的“多聊茶”——“京城茶学会”在位于北京琉璃厂的中国书店举办的《激荡千年——中日历代茶人纵横谈》讲座。这个期间，他又送给我他的两本著作，一本是《吃茶趣——中国名茶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7北京第一版），一本是《茶的味道——唐代茶诗新解》（中华书局，2022年1月北京第一版）。同时，他“点茶”一般地“点”了我一下：“《吃茶趣》这本书，我给您寄到过日本的。”

美意盈怀，我决定先读《茶的味道——唐代茶诗新解》，让《吃茶趣》暂时“吃茶去”。为何如此？原因有二。其一，中华书局曾经出版过我已故外祖父、美国哈佛大学汉学教授杨联陞的《中国文化中“报”“保”“包”之含义》等著作，让我有一份特殊的亲切感；其二，多杰在这本书的“自序”中说“作为一本专讲唐代茶诗的冷门小众书，能够附骥于中华书局群书之林，高兴之余亦觉惶恐”，这让我想到了北京师范大学一位女教授在中华书局出版了一本畅销书后“高兴”地“飘”了起来。我想探寻一下这本书内，有没有未来让多杰也可以“飘”起来的“资本”。

多杰在《茶的味道——唐代茶诗新解》一书中，由大唐诗人王昌龄的茶诗，讲到他官运跌宕、屡遭贬谪的政坛往事。用王昌龄含混的诗句“得罪由己招，本性易然诺”，解答了历史上没有明确答案的仕途蹇踬的原因。窗户纸捅破，天光大白。文人气盛，“祸从口出”。就这样一个小故事，让此书的份量顿时变得厚重起来。

能够让读者阅后有所感悟的书籍，才是好书。恣意在书中“吐槽”，“掉书袋”显摆自己的书籍，结果只能是有了“初版”印刷后，见不到“再版”和“三版”了。凭此，可以预估多杰今后要想“飘”起来，也难。

说到这里，我又情不自禁地想起日本千年茶道史上的“茶圣”——千利休。许多人喜欢津津乐道地讲述千利休对日本茶道的贡献，我却久久关注他一生“离政治中枢近些、近些、再近些”的种种操作。他本是茶人，已做“茶头”，却不甘于此，希望不断地借茶道增加自己在政坛的话语权与存在感，结果是在70岁的古稀之年被“天下人”——丰臣秀吉逼着剖腹自杀。

茶，最是为世间公认高妙的雅物。茶未凉，人却已走，背后总是绕不开鲜血淋漓的残酷历史。究竟是人解了茶中三昧，还是茶参透了世态真相？！且去喝茶吧。

我一向不大喜欢日本人的“汉诗”，因为那里面充满“和臭”——大和民族文化之“臭”。这里的“臭”字，不是形容词，可以解释为“味道”，或者叫“和风”。日本人写“汉诗”，特别喜欢把日本俳句中的“季语”引入其中，许多时候不顾平仄音韵，生拉硬拽地放在里面，让中国人读起来会情不自禁地反问：“这也叫诗？”

近年来，模仿日本俳句的“汉俳”有方兴未艾之势，是否会出现“汉臭”，还没有人做过认真的研究。即使出现了，也可能被我们中国人当作“文化自信”的一个例子。多杰在这本“小册子”的最后，“收入了三篇日本平安时期的茶诗”，不仅让读者看到中日的文化渊源，更看到中日茶文化的共通之处。

多杰特别引用了岛田忠臣“见我銚中鱼失眼”的诗句，指出“‘銚’是一种煮水器，起初多为金属质地，后来也有石质或陶质的茶銚”。如果允许我饶舌的话，“銚”在日本最初不是作为“茶器”出现的，而是作为“酒器”出现的，还有一说就是它是日本“锅”的原型。至今，日本千叶县还有一个城市叫“銚子市”，据说也是因为这个城市的地理形象与“銚”相似。

中国人喜欢说“烟酒不分家”，在古代日本，茶酒也是不分家的。茶器与酒器常常是并用的，犹如“茶碗”也是“饭碗”一样。亦茶亦酒，能雅能俗，也是一种难得的率真！

多杰在这本“小册子”前面的文献图片中，还收录了日本享和三年（1803年）、日本天保十年（1839年）的“和刻本”中国茶文献，让读者意识到他不是坐井观天地谈茶，而是具有一种“开眼向洋看世界”的研究心态，无愧于他历史文献学的专业出身。对于一位作者来说，特别是研究历史的作者来说，是否具有这种“开放的心态”，实为重要。这也成为本书的一大亮点。

最后，我想说的是，多杰在这本“小册子”里评介了大唐诗人白居易的《萧员外寄新蜀茶》和《睡后茶兴忆杨同州》等茶诗，并告诉读者白居易一生写了大约有64首茶诗。看起来，白居易可能很闲，闲得屡写茶诗。实际上，白居易很忙，“像个时事记者，频频揭露大唐帝国的阴暗面，以笔当剑，像一个战士”。多杰的结论是：“越是忙碌的人，才越需要认真喝茶”。在我看来，也许只有这样，才能出现“座上清茶依旧，国家景象常新”这样的盛世。不要像老北京人常说的那样，把自己搞得“忙得都顾不上喝一口茶了”。如果我们的读者中真的有人如此之忙，我建议他（她）还是来读一读《茶的味道——唐代茶诗新解》吧。

此行回到东京，遥望北京，真正应了那句“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成年华。”在这样的夜晚，且放下繁杂工作，我读着这本书，与多杰一道喝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