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报视点：靖国参拜与国际承诺

6月25日，在靖国神社为日本军人“歌功颂德”的“游就馆”前方，树起了一座表彰碑，这是为“感谢”和“纪念”印度已故法官帕鲁而专门设置的。在揭幕式上，靖国神社的南部利昭宫司对帕鲁致以高度的“敬意”：博士先生看穿了东京裁判的本质——那是挟胜利之余威的傲慢的联合国对丧失抵抗能力的败战国日本人的野蛮的复仇仪式而已。是充满事实错误的、完全没有法律依据的错误审判……

帕鲁法官对东京裁判表达自己的看法，这是他的权利，靖国神社将之引为“知己”，这也不值得大惊小怪。问题是，翻开日本的战后史，可以发现，1966年，当时的日本政府就已经授予帕鲁勋一等瑞宝章。日本政府内部资料显示，在授奖理由的栏目内，清清楚楚地写着：在远东国际军事裁判期间，帕鲁博士坚决主张被告的全体无罪。

这种以日本官方立场的表彰，反映的当然是日本政府的立场，这是对东京裁判的不服和叫屈。有必要指出的是，日本在战后通过接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加入《旧金山公约》，方才重新回到国际社会。承认东京裁判是日本向国际社会作出的国家层面的承诺，就像中国驻日大使王毅最近在一次演讲中指出的那样，这一承诺构成日本与国际社会打交道的政治法律基础。

遗憾的是，日本始终没有真正履行过这个承诺。日本采取的是两重价值标准。一方面在法律文书上接受裁判结果，但在实际行动上，则是另一码事。战后不久，各级战犯在日本国内法上的权利和名誉就迅速得到恢复。1950年7月法务总裁（相当于现在的法相）发出通知，规定在军事法庭上被判有罪的人，与国内刑事犯一视同仁。但到了1952年，日本政府撤回该通知，恢复战犯选举权，同时生活待遇亦大为改善，1953年，在拘禁中死亡的战犯的遗族开始享受遗族年金。1966年，甲级战犯的“祭神名票”被送往靖国神社，当时主持合祭的靖国神社宫司松平永芳公开强调这是“国家机关的决定”。 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日本更公开主张“战后总决算”，加快迈向“普通国家”的步伐，自民党大老中曾根康弘公开向世界宣言：不能接受东京裁判的正当性。

小泉首相在6月2日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的答辩中承认甲级战犯是战争罪人，同时表示无意否认东京裁判，但从战后历史的沿革来看，这实际上只是日本政府的一种策略而已。因为日本目前还在美国的军事羽翼之下，否定远东军事法庭的判决，这可以看作是对国际社会、特别是对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挑战，在日本积极要求“挤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行列、并与中、韩等近邻关系紧张的背景之下，日本政府显然还没有挑战这一底线的实力，但这并不表明它心甘情愿地接受东京裁判的判决，只是公开叫板的时机不成熟而已。

小泉纯一郎现在的所为，说到底是日本政府战后一贯政策的延长线。日本自民党前干事长加藤宏一日前不无忧虑地表示，小泉强行参拜可能危及日美两国的政治关系基础，这可以说是解读这一问题的最好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