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冈博多站附近的一家婚礼会馆,十八岁的谢若溪在试工第一天,打碎了一只香槟杯。
碎玻璃落在地毯上,几乎没有声音。她却听见身后“咔”的一响,猛地转过头。后门边,一个穿黑西服的男人正把电子烟送到嘴边。她手上一松,托盘斜下去,六只杯子撞在一起,只有一只掉了下来。
领班松本真纪赶过来,先看她有没有割伤,再让她去休息室坐一会儿。谢若溪低着头说:“这里不是全面禁烟吗?”
“他在室外。”松本真纪说,“不过站在门口,确实不合适。我会提醒他。”
谢若溪没再说话。她讨厌的并不只是烟味。男人抬起手,食指与中指微微分开,把什么东西送往嘴边——哪怕手里什么也没有,她的肩膀也会先缩一下。
十二岁那年,她随母亲从中国来到日本,住在北九州一栋临铁路的旧公寓里。继父姓谢,在港口装卸货物,天黑才回家。家里只有阳台可以抽烟,冬天他嫌冷,就坐在厨房的排风扇下面抽。母亲不许,他便说:“我一天搬几吨货,连口烟都不能抽?”
谢若溪记得最清楚的,不是那句抱怨,而是他每次发火之前,总要先把烟夹在两根手指间,慢慢吸一口。烟灰落进碗里,他也不看。母亲站在灶台前不动,直到听见打火机第二次响,才会伸手关掉煤气。
有一晚,继父把母亲准备寄回中国的汇款单揉成一团,扔到水池里。母亲去捡,他攥住她的手腕。谢若溪冲过去,被他推得撞上冰箱。冰箱门上的磁铁掉下来,是她小学毕业时拍的一张合照。照片上三个人都在笑。
那年之后,母亲带她搬到福冈,换了手机号码。她们很少提起那间厨房,母亲甚至不再买带烟熏味的香肠。
试工结束,谢若溪原以为自己不会被录用。松本真纪却递给她一张下周的排班表,说她托盘端得稳,只是被吓了一跳。
“你以后总会碰到抽烟的人。”领班说。
谢若溪攥着排班表,突然问:“那我是不是一直要害怕?”
松本真纪没有回答。她从抽屉里取出一只小盒子,里面有几枚胸针,一枚是磨旧的白色茶花。“我结婚那天,我父亲也抽烟。婚纱都沾上味道,我气得哭了。他后来得了病,才戒掉。”她把茶花放回盒里,“我现在闻到烟还是讨厌,但偶尔会想起他站在门口等我换衣服的样子。”
谢若溪走出会馆时,夜间的巴士已经亮起车内灯。她坐在最后一排,打开母亲发来的消息:“第一天怎么样?锅里留了咖喱。”
她打字说打碎了杯子,又一字字删掉,只回:“下周还让我来。”
车停在红灯前。路边便利店的吸烟区里,一个男人低头点火。火苗照亮了他半边脸。谢若溪把头转向另一侧,发现玻璃里映着自己的脸。她没有再回头看那个男人,却伸出手,把一直攥皱的排班表慢慢抚平。
到家时,母亲正在洗锅。听说她下周还要上班,母亲把灶火调小,问:“那天穿的黑鞋,脚疼不疼?”
谢若溪蹲下来脱鞋。两只脚后跟都磨破了皮,她却笑着说:“妈,给我买双新的吧。不要太贵。”
母亲打开鞋柜,取出一只贴着价签的纸盒:“今天路过店里,看见打折。”
盒子里,一双黑鞋正好是她的尺码。谢若溪抱着鞋盒站起来,忽然闻到一阵焦味。母亲转身去关火,她已经抢先一步,伸手拧灭了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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