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久前在深圳书城中心城买下《阿波罗之杯》(辽宁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一半是冲着三岛由纪夫,一半是因为译者陈德文。读过陈德文翻译的日本文学,总愿意再信任一次他的文字。然而,翻开这本书,我最先遇见的不是那个和太宰治一样,喜欢谈论美与死亡的三岛,而是一个忙得疲惫不堪、急着出门的年轻人。
《航海日记》从十二月二十五日写起:“平日工作再加上办手续,很是劳累。轮船匆匆启航了。”这几乎不像我想象中的三岛由纪夫。作家也要跑手续,也会被琐事拖累,旅行并不从诗意开始,而是从一身疲倦开始。正是这句平淡的开头,使我愿意跟着他上船,也“蹭”一趟旅游。
船离开横滨,海面日复一日。三岛由纪夫把船上的日子称作“抽象生活”,甚至觉得日记乏味。起初我不解:面对辽阔大海,怎么还会无聊?后来才明白,海上的自由也有另一面。一个人看似远离日常,却被固定在狭小的航程里;每天有景色,却少有可供选择的行动。对习惯用眼睛观察、用身体感受世界的三岛来说,这种不能随意改变方向的生活,未必比办公室自在。
但三岛由纪夫写海,又令人惊叹。他形容无边海水,仿佛被装进一个巨大的玻璃瓶。无限竟变成了封闭的容器,这比一味赞美海的浩瀚有意思得多。他的旅行从一开始就有矛盾:渴望远方,同时警惕远方可能带来的空虚。
到了北美,三岛由纪夫穿梭在美术馆与剧院之间。在现代艺术美术馆,他面对毕加索的《格尔尼卡》,注意的不是斑斓色彩,而是黑、白、灰所构成的沉静与压迫。我也经常去美术馆,常盼望被画面安慰;三岛却提醒我,绘画未必为了安慰观众。《格尔尼卡》描绘的是战争造成的灾难,倘若只说它“治愈”,是否反而绕开了作品最刺痛人的部分?一幅好画有时不是滋养,而是让人无法安宁。
三岛由纪夫在旅途中也做取舍:电影可以不看,画展却舍不得错过。这样的选择令我想到自己出门旅行时的花费。过去总觉得住得舒适才算善待自己,如今倒想把更多钱留给展览门票和书店。不过,节省并不是三岛游记真正打动我的地方。重要的是,他很清楚自己要看什么。旅行若只是把景点逐个打勾,回家后剩下的也许不过是一叠票根。
而三岛由纪夫并不总是从容。他在圣胡安住进廉价旅馆,白蚊帐使房间像隔离病房,浴缸又放不出热水,只好改为淋浴;在旧金山,他喝到一碗难以下咽的日本大酱汤,厌恶之情毫不遮掩。我想起自己在外地寻访家乡味道却败兴而归的经历,不禁失笑。这些近乎刻薄的抱怨,使三岛从文学史里的雕像重新变成一个有脾气、有洁癖、会扫兴的人。比起万事皆美的游记,我反而相信这种不肯讨好的文字。
纽约的经历又不一样。凭借朋友的介绍信,他得到陌生人的照顾,登帝国大厦,进剧院,参观美术馆。人与人的帮助,和艺术作品一样,构成旅途真正留得住的部分。我原本打算独自去福建厦门看看风琴博物馆,读到这里,忽然觉得独行也不必故意把自己变成孤独的观众。一个人的行程,同样可以容纳意外的相遇。
可是,全书真正让我停下来想的,还是太阳。三岛由纪夫引歌德的话:“崇敬太阳,啊,也就是崇拜生活。”若仅把它理解成热爱自然,未免太轻巧。三岛后来的写作不断把肉体、美、衰老和死亡纠缠在一起。太阳照亮身体,也毫不留情地暴露身体终将衰败的事实。他迷恋旺盛的生命,或许正因为敏锐地感到生命不可能永远旺盛。
尤其到了希腊,三岛由纪夫面对雕像和废墟,不只赞美古典的匀称,也想到石头所承担的生之恐惧。《阿波罗之杯》里那个渴望阳光的青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乐观主义者。美可以让人欢欣,也能让人想到毁灭;废墟之所以动人,恰恰因为完整之物早已消失。
我原先把《阿波罗之杯》当成一本可以借鉴路线的游记,读完却觉得它更像一次作家的自我探寻。四篇纪行,从海上到美洲,再到欧洲,目的地在变,追问却始终相近:人怎样才能真切地感到自己活着?
合上书,我觉得自己仍然喜欢逛美术馆,也仍然想去厦门。但我不再急于要求一幅画治愈我、一段旅行改变我。也许更值得学习的是三岛由纪夫那份不肯把所见轻易说成美好的固执。太阳值得崇敬,不是因为它只带来温暖,而是因为在它的光下,生活的明亮与阴影都无法藏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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