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读书习惯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
——蒋读日本文库本系列之九十二

聊到日本的话题，有一个社会现象是无法回避的，那就是地铁里有人读书，咖啡馆里有人读书，公园长椅上有人读书，甚至便利店门口站着等人的时候，也有人翻开一本口袋文库本。

于是，许多人得出一个结论：日本人天生爱读书。

但我在原东京大学图书馆职员永岭重敏的《读书国民的诞生——近代日本的活字媒体与读书文化》（讲谈社出版，2024年1月文库版）中，却发现事情远远没有这么简单。

这本书讨论的不是“日本人读什么书”，而是“日本人为什么会读书”。它研究的不是书，而是读书的人。

作者在书中提出一个重要观点。明治三十年代前后，日本社会经历了一场重大转折：阅读文化开始从少数知识阶层的世界，转变为普通国民共同参与的社会活动。作者希望通过活字媒体的流通、阅读机制的形成以及各种阅读促进装置的普及，解释“读书国民”是如何诞生的。

看到这里，我觉得我们过去可能一直误解了日本人的阅读。因为日本人并不是天生爱读书的。日本人的读书习惯，也是被一点一点制造出来的。

本书的作者没有把重点放在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或者森鸥外这些作家身上，而是把目光投向报纸、杂志、图书馆、铁路、书店、学校、家庭以及各种阅读团体。

在作者看来，一个民族形成阅读习惯，关键不在于出现多少伟大的作家，而在于有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阅读生态系统。

书中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关于“同时性”的讨论。作者引用了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关于“想象的共同体”的观点。随着近代报纸在全国发行，日本各地互不相识的人们开始在同一天阅读同样的新闻、同样的评论、同样的话题。

他们彼此不认识，却共享同一种信息。他们互不见面，却拥有同一种时间感。这种“同时阅读”的体验，最终塑造出一种共同的国民意识。

读到这里，我就在想：其实，日本近代国家的形成，并不仅仅依靠军队、铁路或者工厂。有时候，一张报纸比一支军队更重要。因为军队只能统一领土，而阅读能够统一思想。

作者在书中专门讨论了《读卖新闻》、《朝日新闻》等大众报纸的发展过程，讨论报纸如何进入普通家庭，如何改变普通人的知识结构。作为一个干了几十年新闻的人，我对此感触尤其深。

今天许多人把报纸看作一种夕阳产业，但在近代日本，它曾经是一种塑造国民的力量。报纸不仅传播信息，也传播价值观。不仅告诉人们发生了什么，也告诉人们应该怎样理解世界。

更有意思的是，作者还把铁路与阅读联系起来。书中专门设有“铁路与书店”、“车站售书”、“旅行与阅读”等章节。这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细节。

铁路不仅改变了日本人的出行方式，也改变了日本人的阅读方式。列车上的空闲时间创造了新的阅读需求，车站书店则建立起覆盖全国的书籍销售网络。文库本、杂志和报纸因此能够迅速进入普通人的生活。

今天我们看到日本人在电车里低头读书，其实背后有着一百多年的历史积累。它不是一个生活习惯，而是一种社会制度的产物。

更让我感慨的是，作者还关注到女性、儿童以及地方社会的阅读扩张。这说明日本阅读文化的发展，并非精英阶层的独角戏，而是不断向社会底层渗透的过程。学校负责培养识字能力；出版社负责提供阅读内容；书店负责销售渠道；图书馆负责降低门槛；报纸负责培养习惯；铁路负责扩大流通。这些看似互不相关的机构，共同组成了一套庞大的“读书促进装置”。最终，一个原本属于少数人的行为，变成了整个民族的生活方式。

我在中日两国许多大学做过讲演，大多讨论日本为什么能够迅速实现近代化，也总喜欢寻找各种宏大的答案：明治维新、工业化、教育改革、科技发展……但永岭重敏在这本书里提醒我们，也许还有一个常常被忽视的原因：在近代化到来之前，日本首先完成了一件事情——让越来越多的人学会阅读，并且愿意阅读。

一个国家的强大，未必总是从工厂开始。有时候，它是从书桌开始的。而日本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日本，也许正是因为它先制造出了一个庞大的“读书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