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打到群臣要辞职还问“吾杖重乎”
——杖政史谈之三十三

隋王朝开国皇帝文帝杨坚喜欢用杖，而且喜欢把杖直接用在朝廷之上。《隋书·刑法志》记载，他“每于殿廷打人，一日之中，或至数四”。也就是说，皇帝在殿廷之上杖责臣下并不是什么偶发现象，有时候一天之内竟然要打上三四次。更厉害的是，有一次隋文帝觉得负责行刑的人“挥楚不甚”，也就是下手不够重，一怒之下，竟然下令把行刑者杀掉。由此也就不难想象，在这样的皇帝面前，负责打板子的人哪里还敢手下留情。

事情到了开皇十年（590年），终于闹到了群臣忍无可忍的地步。尚书左仆射高颎、治书侍御史柳彧等人一起出来劝谏，说了一句非常有分量的话：“朝堂非杀人之所，殿廷非决罚之地。”这句话其实已经把问题说得十分清楚。臣下犯了罪，该怎么判，自有国家法律；官员有了过失，该怎么处罚，也应当有一定的行政程序。朝堂是议政的地方，殿廷是君臣相见的地方，不应该动不动就摆上刑具，把大臣按倒打板子。

隋文帝根本听不进去。高颎等人于是干脆集体跑到朝堂请罪。他们当然不能直接说皇帝喜欢打人打得太过分，只能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说陛下处罚得如此严厉，说明我们这些辅弼大臣没有尽到责任，因此“请自退屏，以避贤路”。翻成今天的话说，就是：既然我们辅佐不好皇帝，那就请让我们辞职，让更有本事的人来干吧。

一个皇帝打板子，竟然打到身边的高级官员以集体请退相抗，这本身已经足以说明，当时殿廷杖责造成的政治压力有多大。

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极有意思的细节。隋文帝回头问领左右都督田元：“吾杖重乎？”也就是在问：“我的板子很重吗？”

田元回答得也干脆：“重。”

隋文帝似乎还有些不明白，又追问到底重在哪里。田元举起手来比划说：“陛下杖大如指，棰楚人三十者，比常杖数百，故多致死。”皇帝这里使用的杖，粗得像手指一样，打上三十下，抵得上普通杖刑的数百下，所以经常把人打死。

“吾杖重乎”四个字，实在值得玩味。从杖政史的角度看，它展示的并不只是一个皇帝对刑具轻重缺乏常识，更是一种权力位置造成的身体感受差异。挨板子的是臣下，皮开肉绽的是臣下，被打死的也是臣下；皇帝站在一旁，只需要说一句“打”，甚至还可能觉得执行者下手不够重。时间一长，施杖者对于杖刑究竟意味着什么，反而可能失去最基本的感知。

所以，群臣已经被打得要辞职了，皇帝居然还会认真地问一句：“我的杖很重吗？”

这几乎可以成为“杖政”的一个象征性画面：掌握板子的人与承受板子的人，对同一根板子的认识完全不同。

田元的回答多少还是让隋文帝受到了一点触动。《隋书》说他“不怿”，也就是听得不太高兴，却终于下令把殿内的杖撤掉。以后再需要处罚什么人，不要在殿廷上当场开打，而是“各付所由”，交给有关部门处理。单从制度上看，这当然是一种进步：皇帝的即时愤怒，终于被行政程序稍稍隔开了一层。

可是，真正值得注意的事情恰恰发生在后面。后来，楚州行参军李君才上言，说隋文帝对高颎宠信过头了。隋文帝听后大怒，马上下令杖打李君才。偏偏此时殿里的杖已经撤掉了。怎么办？如果隋文帝真的接受了“殿廷非决罚之地”的道理，此时理应把李君才交给有关部门处理。可是他没有。他找不到杖，竟然改用马鞭，“遂以马鞭笞杀之”。

没有杖，就用马鞭。人还是打死了。更耐人寻味的是，《隋书》紧接着写道：“自是殿内复置杖。”从此以后，殿里又重新放上了杖。没过多久，隋文帝盛怒之下，又要在殿廷杀人。兵部侍郎冯基苦苦劝谏，他仍然不听，最后还是“竟于殿廷行决”。

这个过程非常值得写进杖政史。因为它说明了一件事情：撤掉一根杖很容易，撤掉一种以杖御下的政治习惯却很难。

隋文帝的问题并不只是宫殿里面摆着一根粗大的杖，也不只是那根杖一次打三十下能抵普通杖刑几百下。真正的问题，是他已经习惯于把身体处罚作为处理臣下过失、发泄皇帝愤怒、维持君臣秩序的一种直接手段。于是杖被撤走之后，他立刻找到了马鞭；马鞭打死人之后，又重新把杖放回殿里。

这也让“吾杖重乎”有了一层近乎黑色幽默的历史意味。一个人如果天天挨板子，他绝不会问板子重不重；只有那个天天叫别人挨板子的人，才可能有一天忽然迷惑地问：“我的板子，真的有那么重吗？”

而在中华帝国漫长的杖政史上，这种施刑者与受刑者之间对于疼痛的巨大距离，恐怕比那一根根木杖本身，更值得我们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