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一天,如果你走进东京街头一家只有十几个座位的拉面店,老板站在灶台后面煮面,顾客排着队等待,一碗面端上来时还带着师傅几十年练出来的手艺;然后转身再走进一家麦当劳,看见标准化的操作流程、统一的菜单和遍布全球的品牌形象,你就会觉得这是两种饮食文化的差异。
但是,日本经济学家竹中正治在《拉面店VS麦当劳——经济学家解读日美深层结构》(新潮社出版,2008年9月第一版)中告诉读者:这不仅是饮食文化的差异,更是日本与美国两种社会结构、两种价值体系乃至两种文明逻辑的碰撞。
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不断想到一句话:日本近代史,其实就是“美国梦”不断闯进日本拉面店的历史。
竹中正治不是学院里的纯理论学者。他曾长期在美国工作,也担任过银行高管,因此既熟悉日本社会,也了解美国社会。书一开篇,他就从当年好莱坞电影《最后的武士》谈起。
2003年,汤姆·克鲁斯主演、渡边谦参演的《最后的武士》在美国和日本都引起轰动。影片把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描绘成一个传统武士精神与现代化浪潮激烈碰撞的时代。然而在作者看来,电影最大的特点不是历史真实,而是反映了美国人理解日本的方式。
美国观众喜欢把武士理解成反抗现代化的英雄,把西乡隆盛领导的西南战争理解成传统与现代的最后决战。但作者指出,这种叙述其实忽略了许多历史事实。日本近代化的过程远比电影复杂,也远比美国人想象得复杂。
于是,一个问题出现了。美国究竟是怎样看待日本的?而日本又是怎样在美国的目光下不断改造自己的?
作者认为,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始终在两种力量之间摆动。一种力量是主动学习欧美;另一种力量是试图保持自己的传统结构。这种矛盾直到今天依然存在。
拉面店与麦当劳,就是这种矛盾最生动的象征。在作者笔下,麦当劳代表的是美国式逻辑。标准化、规模化、效率化、可复制化。无论你在纽约、芝加哥、东京还是大阪,走进一家麦当劳,得到的产品都大致相同。企业追求的是规模扩张,是资本回报,是经营效率。
而拉面店代表的则是日本式逻辑。师傅的经验、顾客的口碑、地方特色、人与人之间长期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同样是一碗面,不同师傅做出来的味道完全不同。顾客愿意排队,不是因为标准化,而是因为独特性。
一个是追求复制,一个追求不可复制;一个强调制度,一个强调人。作者认为,这种差异并不仅仅存在于餐饮行业,而是贯穿于两国社会。
例如企业治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日本不断有人主张学习美国企业制度,引进更多外部董事,加强监督机制,提高股东权力。这些改革看起来十分合理。然而作者发现,日本企业简单模仿美国制度之后,并没有获得想象中的成功。
原因就在于,美国制度背后有美国社会长期形成的文化土壤。日本制度背后同样有日本社会自己的文化土壤。把一种制度直接移植到另一种社会,有时候反而会产生新的问题。
作者在书中还讨论了金融、消费、教育、宗教以及企业文化等许多问题。例如日本家庭习惯把资金存进银行,而美国家庭更愿意进入股票市场和投资市场。许多人把这种差异简单理解为日本人保守、美国人冒险。但作者认为,这种解释太浅。因为两国金融体系的发展历史、社会信任结构以及风险认知方式本来就不一样。
再比如消费观念。美国消费文化强调个人选择。日本消费文化则更加重视群体认同。同样是一件商品,在美国可能强调个性表达;在日本却往往强调是否符合社会关系中的位置。这些看似细小的差异,最终构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
读到这里,我忽然明白,为什么这本书会把拉面店和麦当劳放在封面上。因为它们根本不是食品。它们是两种文明的隐喻。拉面店背后站着的是日本。麦当劳背后站着的是美国。更准确地说,拉面店背后站着的是一种强调人情、经验和共同体的社会;麦当劳背后站着的是一种强调规则、效率和资本扩张的社会。
有意思的是,作者并没有简单赞美日本,也没有盲目推崇美国。他既看到日本模式的温情与稳定,也看到其保守与封闭;既看到美国模式的活力与创新,也看到其带来的巨大社会分化。因此,这本书真正想讨论的并不是谁战胜谁。不是拉面战胜汉堡。也不是麦当劳取代拉面店。而是日本在面对美国时,究竟应该学什么,又应该保留什么。
“美国梦”早已闯进日本拉面店。但直到今天,日本拉面店仍然没有变成麦当劳。而这,也许正是理解日本的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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