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人曾经创造过世界报业史上的奇迹。在互联网尚未普及的年代,日本《读卖新闻》、《朝日新闻》、《日本经济新闻》、《每日新闻》、《产经新闻》五大报纸,每天发行数千万份。无论东京、大阪还是地方城市,清晨的街头总能看到送报员骑着自行车穿梭的身影,远远超过今天街头的“外卖小哥”。对于许多日本家庭来说,早餐桌上的报纸不仅是一种阅读习惯,更是一种了解世界的方式。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人相信,只要打开报纸,就能够接近事实。
但是今天,这种信任正在悄悄瓦解。年轻人不再订报,发行量持续下滑,传统媒体的话语权不断被网络和社交媒体分流。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报纸提供的究竟是事实,还是经过加工后的事实?
读完传媒人井泽元彦的《新闻与日本人——为什么无法传达真相》(祥传社出版,2015年6月第一版)后,我发现他讨论的并不是报纸经营问题,而是在追问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为什么一个拥有高度发达传媒体系的国家,却越来越难以接近真相?
这里首先要说明一点。书名中的“新闻”,在日语里主要是“报纸”的意思。因此,这本书批评的对象首先是日本报业,而不是今天意义上的整个新闻行业。作者把矛头集中指向日本报纸长期形成的一种思维模式:不是先寻找事实,而是先确定立场。
在前言中,井泽元彦写道:“报道的使命,是向作为国家主人的国民提供尽可能公平的视角,使其能够作出判断。”这句话本来应当成为媒体的职业信条。
但作者认为,日本许多报纸已经逐渐偏离了这一原则。它们越来越习惯于扮演“教育者”的角色,而不是“信息提供者”的角色。媒体不再满足于告诉读者发生了什么,而是更愿意告诉读者应该怎样理解这些事情。
这正是作者最担忧的地方。因为当媒体开始替读者思考时,事实本身往往会退居次位。
本书的目录中就有不少尖锐的章节标题。例如,《朝日新闻》为什么会如此频繁地犯错、《吉田调查书》误报的分析、“两天就会沉没”式言论的背后等等。作者通过大量案例说明,日本媒体的问题并不仅仅是报道失误,而是经常让预设立场主导事实判断。
日本报纸正在出现结论先出现,事实后寻找的趋向。符合结论的事实被放大,不符合结论的事实被忽略。这种现象在政治报道中尤其明显。
井泽元彦认为,日本媒体长期形成了一种精英主义思维。媒体人往往把自己视为社会的引导者,而不是观察者。当这种意识不断强化以后,报道就容易变成价值判断的延伸。
作者甚至提出一个颇具冲击力的观点。他说,在民主社会里,“恶德企业”最终会受到市场惩罚,而“恶德媒体”却未必会受到同样程度的约束。
这句话读起来或许刺耳,却揭示了一个现实:日本企业出现问题会倒闭,日本政治家出现问题会下台,但日本报纸出现严重误判时,往往很少承担相应责任。久而久之,这种缺乏问责的环境容易滋生傲慢。
不过,本书最有意思的部分并不在于对日本报纸的批判,而在于作者对日本文化心理的分析。
井泽元彦是当今日本社会“言灵史观”的代表人物之一。所谓“言灵”,简单地说,就是相信语言本身具有某种塑造现实的力量。一句话反复说,一种观点反复传播,人们最终会把它当作现实本身。
作者认为,日本媒体长期受到这种文化心理影响。许多时候,媒体并不是在记录现实,而是在不断重复某种叙事框架。时间久了,人们开始相信叙事就是事实,语言就是现实。
于是,一个危险的循环出现了。媒体塑造认知;认知反过来筛选事实;被筛选过的事实又强化原有认知。最终,人们看到的不再是真实世界,而是媒体构建出来的世界。
读到这里,我想到今天的互联网时代。许多人以为社交媒体兴起以后,传统报纸的问题已经不再重要。事实上恰恰相反。井泽元彦所批评的那些现象,并没有随着纸媒衰落而消失,反而扩散到了整个信息空间。今天,不仅媒体会先有立场后找证据,普通人也常常如此;不是依据事实形成判断,而是依据判断选择事实。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出版于2015年的新书,讨论的并不仅仅是日本报纸,而是现代社会普遍面临的信息困境。信息越来越多,真相却未必越来越近。传播越来越快,理解却未必越来越深。
因此,读完这本书后,我看到的不是作者批评了哪一家报纸,而是意识到对于一个社会而言,最宝贵的能力始终是尊重事实。媒体可以有立场;评论可以有观点;但事实必须首先是事实。
当立场走到事实前面的时候,报纸就会失去事实感;当情绪走到事实前面的时候,社会也会失去判断力。这或许正是井泽元彦写下这本书时最深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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