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错误对华政策正在透支中日两国沟通机制

目前，中日两国政府间沟通机制已经基本陷入失效状态。从表面上看，是两国外长会谈迟迟无法举行、副外长级战略对话长期停摆、高层接触明显减少；从更深层次看，则是日本政府近年来不断突破对华关系政治边界、持续制造战略疑虑的必然结果。沟通机制从来不会无缘无故失灵。没有相互尊重作为基础，没有政治互信作为支撑，再完整的机制也只能成为空壳。

日本共同社在报道中强调，日方仍然“对对话持开放态度”，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也表示，“正因为存在悬而未决的问题，沟通才更为重要”。这句话本身并没有错，但问题在于，日本政府似乎只愿意谈沟通的重要，却不愿正视沟通为何中断；只要求中方坐下来谈，却回避自身究竟做错了什么。

去年11月7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发表涉台答辩，直接冲击中日关系的“红线”。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也是中日关系中最敏感、最根本的问题。日本政府对此不可能不清楚。高市早苗却把台湾问题与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相勾连，以国内政治语言触碰中国“红线”。这不是一般性的政策分歧，更不是一句“表达个人看法”便可以轻轻带过的外交失误，而是对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的实质性伤害。

中日关系出现恶化，不是因为中国拒绝沟通，而是因为日本首先破坏了沟通得以正常进行的政治条件。一个国家不能一边制造问题，一边要求对方无条件恢复对话；不能一边在台湾问题上释放错误信号，一边又把关系恶化归因于“缺乏沟通”；更不能一边强化针对中国的军事部署、经济限制和舆论攻势，一边又把自己包装成对话受阻的受害者。

近年来，日本对华政策中出现一种危险倾向：把中国视为安全威胁，把台湾问题当作国内政治动员工具，把所谓“经济安全”异化为限制对华合作的政策武器，同时又希望中日经贸关系继续为日本经济提供利益。这种既要对抗、又要合作，既要施压、又要稳定的政策，本身就是矛盾的。外交不是可以随意切割的算盘。政治互信一旦受到损害，经济合作、安全沟通和民间交流都会受到连锁冲击。

有关报道提到，日本政府在发生所谓中国军机照射雷达等安全保障问题时，会提出抗议和交涉，但这些行动距离正式对话相去甚远。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交涉不等于沟通，抗议也不能代替对话。交涉只是单方面表达立场，真正的沟通则要求双方解释政策意图、确认行动边界、建立危机管控机制。然而，当日本政府已经预设中国是“最大战略挑战”，并不断强化针对中国的防卫政策时，所谓沟通很容易沦为要求中方接受日本立场的单向通道。

安全风险确实正在上升，但风险的根源不能被简单概括为“双方缺乏沟通”。沟通失效只是表象，政治误判才是深层原因，而日本对中国战略意图的错误判断，又是误判的重要来源。日本国内一些政治势力长期以冷战思维看待中国发展，把中国正常的国防建设解释为“扩张”，把中国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行动解释为“威胁”，再以这种错误判断推动扩军、部署远程导弹、强化西南诸岛军事存在。结果只能是互信不断下降，风险不断累积。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日本正在把自身安全越来越深地绑定于美国的对华战略。日本一些政治人物似乎相信，只要强化美日同盟、介入台湾问题、扩大军事投入，就能提高自身安全。事实恰恰相反。把日本推向大国博弈前沿，不会使日本更安全，只会使日本更容易成为冲突风险的承担者。真正负责任的日本外交，应当避免把中日关系军事化、阵营化，而不是主动把自己置于对抗中国的位置。

日本共同社把今年11月在中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视为改善关系的试金石，认为高市早苗若能与中国国家最高领导人举行会谈，或许有助于推动关系缓和。但一次领导人会晤不可能自动修复已经受损的政治互信。高层会谈不是外交表演，更不是让日本政府维持现有政策不变、同时获得关系改善红利的捷径。

中日关系要走出低谷，当然需要恢复沟通，但恢复沟通不能绕过责任问题。日本政府首先应当在台湾问题上回到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原则立场，停止发表干涉中国内政的错误言论；应当减少以中国为假想对象的安全政策操作，停止把“中国威胁”作为扩充军备的政治借口；应当以实际行动修复互信，而不是仅仅重复“对对话持开放态度”的外交套话。

沟通机制不是悬浮在政治关系之外的技术装置，而是政治互信的产物。没有相互尊重，就没有真正对话；没有信守承诺，就没有机制稳定；没有对历史和现实的清醒认识，就不可能准确判断对方意图。日本政府今天真正需要恢复的，不只是外长会谈和战略对话，更是对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尊重。

中日是无法搬走的邻国，维护两国关系稳定符合双方利益，也符合地区和平需要。但稳定不能建立在中国单方面克制之上，对话也不能成为日本掩盖政策错误的工具。日本若继续在台湾问题、安全政策和对华认知上走偏，沟通机制即使暂时恢复，也难以真正发挥作用。中日关系能否避免误判和风险升级，关键不在日本说了多少次“愿意对话”，而在它是否愿意纠正错误，回到相互尊重、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的正确轨道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