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的中国茶见闻录
幕末、明治、大正、昭和前期

第二回　作为都市社交场所的茶馆与茶园

上一篇已概述了从日本开国允许赴华直至甲午战争前后的约三十年间，日本人所写的中国见闻录。接下来将继续探讨自甲午战争前后至大正年间的约三十年间公开出版的游记。

宫内猪三郎[1]在《清国事情探险录》（明治27年即1894年）中，对茶馆与茶园的功能做了简要介绍。

中国问题专家西岛良尔[2]在《实历清国一斑》（明治32年即1897年，博文馆）中，将茶作为重要农作物之一进行概述。

“茶有绿茶、红茶两种。云南、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浙江、福建为其主要产地。其中绿茶主要有浙江省的龙井茶、四川省的毛尖茶、安徽省的珠兰茶。红茶则以福建省的乌龙茶为首，其次是江苏的六安茶、云南的普洱茶、安徽的家园茶等均为佳品。砖茶则俄国人在汉口兴建了一座大型制造厂，专门从事生产。这些都是出口到外国的商品，是中国富源之一大宗。”

关于茶馆的实际情况，他特别注意到其作为商谈场所的功能。

“凡是中国人熙熙攘攘聚集之处，必定少不了它。此茶馆并非单以饮茶为主，而在于商讨各类交易，并且凡事若称为商议，则必在茶馆中定下，比在家中商议更为准确，且更值得重视与信赖。因此，凡是想与中国人进行交易，必须学会将其邀至茶馆商议。虽然某些茶馆也供应酒水，但大体以专卖茶为主。在上等茶馆，一个人花上十至二十钱，便足以饱腹而归。”

古董商兼实业家中村作次郎[3]在《支那漫游录》（明治32年即1897年，东京切偲会）中，记述了自己在上海茶馆的游历。一进茶馆，便会奉上装有茶的土瓶与茶碗，可买点心，也可吸鸦片烟，可看曲艺、听音乐、看戏，也可与艺伎作乐。他也曾到过北京，并就玉泉山的泉水适宜泡茶做过如下记述。

“这水实在清冽可口。北京的水大多含盐分，因此无论在哪里喝茶都有咸味。公使馆的水是从玉泉山分来的，所以能喝到真正纯净的水。”

官吏兼实业家村木正宪[4]在《清韩纪行》（明治33年即1898年，出版社不详）中，介绍了茶的名产地九江。

“据说在茶季，俄罗斯义勇舰队聚集于汉口，自俄国租界内的两处制茶所向西伯利亚及敖德萨大量运送茶叶。”

他还介绍了黑茶、绿茶出口到英国与美国的实际情形，并加以评论。

“鉴于对中国茶的嗜好正在逐渐扩大，如果能改良种植法与制造法，未必不能压倒印度茶与锡兰茶。”

安井正太郎（生平不详）的《湖南》（明治38年即1905年，博文馆）中有关于湖南地方茶叶的记载，称其为“湖南特产之大宗”，内容详尽而专业，限于篇幅难以尽引。其主要关注点包括茶的产地与价格、在交易市场中由“茶行”（批发商）与“茶号”（制茶者）进行“毛茶”（粗制品）交易的方法、精制工艺、运往汉口的装运情况和价格等。此外还记载了由茶籽榨取茶油的生产情况，通过茶园主的证言，介绍了湖南省茶叶贸易日渐衰退的原因。

远山景直在上海指南《上海》（明治40年即1907年，自主出版）中，介绍了堪称茶馆圣地的上海的茶馆分布及特色。有如下概括。

“所谓茶馆，即喫茶店中的高楼大厦。其茶多为雨前（谷雨前采摘）的龙井，一碗五分（折合我国的五钱），红茶六分（我国的六钱）是惯例。但除同芳、怡珍等之外，外国人前往往往按洋人加倍收费。四马路上的茶馆多兼营烟馆，若非好奇之士，不宜踏足此等污秽之所。然而对中国人而言，却是必要的场所，与友人在此聚会，察商机、谈交易，可买卖，可签约，亦可休憩以慰心神，其益处甚多。但到夜间则会变为魔窟，因此同芳、怡珍等茶馆夜间是不营业的。”

佐藤善治郎（生平不详）在《南清纪行》（明治44年即1911年，良明堂书店）中留下的茶馆亲历记极具临场感，颇为有趣。

“市街中尤为显眼者，便是茶馆。茶馆是中国特有的场所，不仅可供人消遣，还兼有我国待合所与商业交易所的性质。在南清，无论哪个市街，最壮大的建筑物往往便是茶馆。二三层楼高，足可容纳数百人。四马路上也有青莲阁、一壶春等数家。悠闲的中国人云集其间。

我们买了午饭，登上青莲阁。到三楼一看，宽约五六间，长约二十间，里面摆放着两排约五尺见方的石桌，共三四十张，每张桌子四周都摆着椅子，里面挤满了中国人。雕刻和彩灯十分精美。他们用带盖的碗盛茶，并附一壶开水，还端来一小碟炒瓜子。掀开碗盖一看，里面满是大片茶叶。本以为难以下咽，原来是要盖着盖子喝的。有卖点心的、卖中国菜的、卖烟管和发簪的，连乞丐也混杂其中。一个可爱的少女看着我们叫卖，‘簪子哟’，惹人怜爱。听说到了傍晚时分，艺伎娼妓之类也会前来，对客人暗送秋波，将其拉走。我们吃完自带的食物，在此休息约一小时。一问价格，一名店员说两人五十钱，再问另一名店员，却说只要三十钱。于是便付了三十钱离去，先前那名店员还笑着道‘多谢多谢’送我们出门。其脸皮之厚，实在令人吃惊。”

当时在中国旅行的日本人最关注的，似乎就是茶馆的热闹景象。中野孤山（生平不详）的《支那大陆横断游蜀杂俎》（大正2年即1913年，六盟馆，松村文海堂发售）中也有相关记载。同时期的前田利定[5]的《支那游记》（大正2年即1913年，民友社）则通过在茶馆中的参与式观察，着重关注了茶馆作为市井重要信息交换的场所和社交场所的功能。

“只要走一趟中国的街道，最引人注目的便是茶馆。这是中国的一大特色。无论哪个城镇都少不了茶馆。店员会端来一个如饭碗大小的带盖的茶碗，碗底放入一撮红茶，再注满开水，仅需两文。续加的开水不论多少杯都免费，不收座位费也不收其他费用。如果想吃些什么，也可买外头卖进来的点心、汤圆、包子等。无论何时经过，总是宾客盈门、门庭若市的景象，喧哗与谈笑之声充斥街头巷尾。这里就是中国人的公共俱乐部，是极其有益的社交组织机构。无论是每日物价还是政治上、社会上的大小事情，全凭口耳相传，尤其是像成都这样没有报纸杂志的地方。正因为有这样的场所，各种事情都能如电报般迅速传遍社会，既便利于处世，也有助于开发民智。比如某人赴日本留学了，或某位日本教师昨夜经北门入蜀在高级师范学堂上任了，某人中了两万五千日元的彩票等消息，第二天一早便迅速成为茶馆的话题，顷刻传播开来，甚至比电报还传得快。就连偏远的地方小站，也都有这样的社交机构。”

时代稍后，到了辛亥革命后的大正末期，长期居住中国的记者丸山昏迷[6]在北京生活实用指南《北京》（大正10年即1921年，自主出版）中，对中国人的饮茶习惯作了简要介绍。

“【茶、烟草及其他】据说发明了萨摩瓦尔的俄国人是非常爱喝茶的民族，但比起他们来，更爱喝茶的民族恐怕还是中国人。这主要是因为空气干燥。中国人爱喝的茶有红茶、绿茶、乌龙茶及砖茶四种。红茶多出口到国外，绿茶与日本的绿茶相似。乌龙茶是红茶的一种，最初产自福建，在北京地区不太有人饮用。砖茶是将绿茶或红茶的茶末蒸制后装入模具压制而成，多出口到蒙古、俄国等地，在北京附近不常饮用。最被广泛饮用的绿茶中，还有些在茶叶里掺入了茉莉花、水桂花、木兰花、珠兰花、橙花等带有香味的干花。中国人非常喜爱这种带香味的茶。

茶叶通常像日本那样按一斤二斤的出售，此外也有将一次分量包成小包出售的。中国人虽极爱茶，但仅限于饮用，不像日本那样有点茶、茶道之类的仪式。”

这与其说是关于中国的整体描述，不如说是以北京为中心的中国北方人饮茶习惯概况。

另一方面，关于上海，自大正时期以后也留下了许多见闻记。尤其是大正12年（1923年）开通与长崎的定期航线后，上海成为许多日本人得以前往并长期逗留的城市。毕业于东亚同文书院、活跃于上海实业界的山崎九市，在《上海一览》（大正13年即1924年，至诚堂新闻铺）中，在如下阐述茶馆功能后，为方便使用者还列举了茶馆及其所在地。

“茶馆的功能本来是闲人饮茶的场所，但因其地理位置，自然而然被作为社交场所利用，后来甚至呈现出一种交易所的样貌。商人因为营业需要保持种种联系，往往指定某一茶馆作为同行的聚会场所，每日出入其间，以打听行情、商定买卖。因此，聚集于该茶馆的人的意向，自然左右了经手商品的行情，而这种行情几乎具有如官方行情般的权威性。”

在这一时期的访华见闻录中，随着日本人来访的增加，长期逗留型旅行以及在当地有固定职业的居住者的记录也日益增多。于是，开始将中国人的饮茶习惯与日本人的生活观念相比较，并将关注点转向作为饮茶场所的茶馆。人们注意到，茶馆不仅承担着饮食这一生活习惯，也承担着信息交换、交易与商谈等社会功能，以及文艺表演和饮酒等娱乐功能。

[1]　生卒年不详。著有《支那探险录》《新天地》《日本名所客游诗草》等作品。

[2]　1872－1923。生于静冈县。曾入读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后任陆军翻译，日清战争后在台湾总督府任职。

[3]　1858年－卒年不详。生于富山县。经营名为“好古堂”的古董店。曾任富国银行专务董事、东京美术俱乐部监事。

[4]　1867年－卒年不详，生于冈山。毕业于帝国大学政治系后，先后担任大藏省追补、税务监督官，随后历任邮政参事官、文书课长、会计课长等职。明治33年即1900年被派往中国和朝鲜两国，回国后担任大阪邮政电信局长等职。

[5]　1874-1944．作为子爵前田利昭的长子出生于东京。毕业于东京大学德语系。1904年担任贵族院议员，先后出任加藤内阁的邮政大臣和清浦内阁的农商大臣。在商界曾担任安田银行、东武铁道、川崎窑业及上毛铁道的高管。

[6]　1895－1924。1914年赴华，担任《北支那》《北京周报》记者。曾多次与鲁迅会面，是首位向日本介绍鲁迅的人。翻译了《中国小说史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