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日新思维”的回顾（上）

2003年以来，中国国内围绕对日关系展开了一场在参与人数和激烈程度上可说是“空前”的大辩论。其发端之一是当时的人民日报评论员马立诚在2002年底在《战略与管理》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对日新思维”的文章，认为“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已经解决”。其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时殷弘也发表了题为“外交革命与中日接近”的文章，主张“将历史问题暂时搁置”。这两篇文章不仅在国内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在日本也被广为报道和评论。在马、时之后，中国的多位日本问题研究者相继发表了有关“对日新思维”的论文，其中，笔者提出了“既要认真解决历史问题，又要积极发展中日关系，而且后者更重要，更带有全局性”的所谓“双管齐下论”，并全面阐述了“对日新思维”的基本主张。

然而，就实质内容而言，“对日新思维”发端于著名国际问题学者何方在1997年5月发表的题为《我们能同日本友好下去吗？》的文章以及相关报告，何方明确地指出：“应实事求是地评估日本，日本并没有复活军国主义，不宜让‘历史问题’影响中日关系的全局。”他还主张“根据形势的变化，在对日关系的看法和做法上做一些调整”。从何方发表上述文章以来，很多学者发表的“新思维”虽然各有所见，互不相同，但都是主张在对日关系上“与时俱进”，以新的思考促进中日关系的改善。以笔者之见，“对日新思维”涉及到历史问题、如何认识中日关系、如何认识日本、推进中日合作、关于对日外交的思考等多个方面。

一、 关于历史问题

如前所述，解决历史问题需要“双管齐下”，其理由是“历史问题只有通过不断发展两国关系、扩大两国人民的相互交流与理解，才能在两国人民的层次上真正获得解决”；不宜将作为一个思想认识问题的历史问题看作是发展两国关系的“前提”或“入口”；历史问题不是中日关系的全部，而是中日之间或中日共同面临的很多问题之中的一个问题，我们不能仅仅因为历史认识这一个问题而影响和耽搁了其他更多的、耽误不起拖延不得的紧急问题的解决。比如，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就是中日在亚洲地区的一个共同的战略目标。总之，不要因为在历史问题上形成僵局，而影响发展中日关系的大局。

二、如何认识中日关系

首先，应该承认“矛盾无处不在”，即使中日关系处于良好状态，中日之间也存在矛盾，不宜采取“肯定一切”的态度；即使中日关系处于不好的状态，中日之间也存在合作，不宜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总之，中日关系就是一个不断解决矛盾、又不断产生新的矛盾的过程，不宜对中日之间产生的新的问题和矛盾大惊小怪。

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对立，是可能导致中日矛盾走向对抗性矛盾的催化剂。“在民族主义的世界里，越偏激就越正确”（佐藤优）。我们不能听任中日陷入“民族主义刺激民族主义”的恶性循环。作为政府在处理同对方国家的关系上，不仅不应该为部分民众的情绪化所左右，而且应该加以正确的引导。

在处理国与国的关系上，当然要努力维护本国利益并以此作为外交政策的出发点，但是，对于对方国家的利益也需有所考虑和照顾，特别是要注意到对方国家战略利益的底线。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日本如何对待我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国如何对待日本，反之亦然。

作为亚洲地区的两个大国，发展中日关系不仅是中日双方的事，也是中日两国对地区乃至世界的一种责任。在推进东亚共同体的过程中，中日两国都不应该也没必要争夺什么“主导权”，世界上最成功的经济共同体——欧盟就不是“一国主导”的。

在中美不对抗的前提下，以日本对美追随为特征的日美关系也就不成为中国的对立面；日本同美国结盟并不妨碍中日之间也可以存在共同的战略利益。我们既要重视和改善中美关系，也要重视和改善中日关系，促成发展中美关系与发展中日关系“并行不悖”的局面。（本文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