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微观：中国学与日本学（下）

中国的日本研究与日本的中国研究的不同之处有：（1）日本的中国研究者在基础、定量研究方面做得比中国的日本研究者更扎实，而中国的日本研究者在为政府有关部门进行决策提供服务方面（包括诠释政府的政策和所谓“献计献策”两方面）做得比日本的中国研究者更积极，特别是北京的学者与政府的涉外部门官员之间的交流比较多。至于日本，由于在一个时期连外务省内部的“中国学派”都受到排挤，更遑论“学”、“官”之间的交流了。

一位前日本驻华外交官曾经对笔者说，“我们十分希望日中两国领导人能够直接会面，这样，日本的领导人可以直接听到中国领导人的意见。如果两国领导人不直接对话，靠我们做具体外交工作的人来向日本领导人反映中国方面的意见，说多了就会在日本国内被批评为‘替中国说话’，所以很为难”。当然，日本的某些政治家也拥有自己的“智囊”，但他们与学界的接触面往往十分狭窄，或者只听自己喜欢听的学者意见，有的领导人甚至只听某位“学者”的一家之言，而一些经常大发议论、被视为政治家智囊的“学者”其实并没有对中国、特别是对现代中国进行过认真的客观的研究，很难称之为中国问题的“学者”；

（2）日本的中国研究者在实证研究和实地考察方面做得比中国的日本研究更深入，注意深入研究一些具体而细致的问题，做一些“解剖麻雀”型的研究课题（“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而中国的日本研究者更倾向于进行宏观方面的或“战略高度”的宏篇大论，在研究的深度和“细度”方面值得向日本的中国研究学习；

（3）日本方面吸引了不少中国学者参加到日本的中国学建设中来，此外，中国赴日留学生在帮助日本学者（老师）到中国进行实证研究和实地考察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的日本研究虽然也很重视日本人的研究成果，参考了很多日本人写的著作和论文，但对于如何吸引日本学者参加到中国的日本学建设中来，对如何把长期生活在日本的中国学者和中文报界的力量吸收到国内的日本研究者队伍中来，可以说还做得很不够；

（4）日本的中国研究者在与欧美等外国的中国研究者开展相互交流与合作方面，比中国做得更多，而中国的日本研究者与中国国内对其他国家乃至世界经济政治的研究者之间的交流比较多，比如经常与研究其他国别、地区或世界问题的学者一起讨论“世界政治形势”或“世界经济形势”等等，对开阔中国的日本（国别）研究者的视野很有帮助。

（5）日本提出了并展开了建设“现代中国学”的努力，而中国的日本研究界至今没有明确提出建立“现代日本学”的目标，也许是认为没有必要把“现代日本”剔出来单独作为一门学问的对象？这里需要特别提一句：所谓“现代中国学”其实也就是“中国现代化”学，诚如康荣平（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所说，“13亿人口的现代化不能拷贝一两亿人口的现代化，如果13亿人口的现代化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将具有世界意义”。或许，研究如何推进13亿人口的国家的现代化，正是“现代中国学”的核心问题？

（本文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