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微观：安倍的“对中新思维”（下）

最后，笔者认为安倍上台后调整对中对韩外交方针的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四点：（1）安倍调整对中对韩外交方针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广大日本人民强烈要求改善日中关系，特别是在小泉执政5年期间，中日关系受到的严重损害从反面促进了日本广大国民对发展日中关系的重要意义的认识；（2）广大民众改善日中关系的要求能否反映到日本领导人的决策上来，还需要一种能够反映和感受这种推力或压力的“媒介”或“传感器”，在小泉时期，由于领导人的个人执政风格之专断和周围亲信圈子之狭窄，造成来自民众的推力或压力无法有效地传递到领导人那里，与一意孤行的小泉相比，安倍在个人执政风格方面比较能够注意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反映，在决策体制方面则形成了与小泉的“一匹狼型”（单枪匹马）领导体制有所区别的、以多达5名“大臣级”首相辅佐官为主的“团队型”的领导集团，从而使安倍能够较好地接触和感受民间的呼声；（3）安倍认识到“没有经济增长就没有日本的未来”、“没有经济增长就无法重建财政”，提出要推动实施“3%增长战略”，为此，自称是“开放的保守主义者”的安倍认识到，要实现他的“3%增长战略”，关键在于能否将亚洲经济增长的活力“引入”到日本的经济中来，其中，尤其是中国经济与日本经济业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相互依存关系，对于中日经济关系对实现安倍经济增长战略的高度重要性的认识，是促使至少还有“在其位、谋其政”觉悟的安倍首相急急忙忙调整对华政策、修补小泉外交败笔的一个重要原因；（4）美国对中国政策的变化、特别是布什政权内部新保守主义势力的削弱，中美两国在应付朝鲜核问题上的合作关系的深化，使积极追随美国新保守主义政策的小泉的对华政策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其坚持参拜、挑战二战史观的做法不仅将日本与中韩等国的关系破坏到了连美国都感到“过分”的程度，同时也在作为二战战胜国的美国国内激起了强烈的不满，甚至引起了美国领导层的不安，为此，继续采取亲美政策的安倍政权，不能不顺着美国的方向盘调整对华政策的方向。

在以上4点原因中，最根本的一条显然是广大日本人民要求改善日中关系的强烈要求发生了作用。温家宝总理最近说，“中日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只要大多数日本人民要求改善中日关系，那么，谁抓住了发展日中关系的旗帜，谁就在政治上更主动；谁丢弃了发展日中关系的旗帜，谁就可能在政治上陷于被动。对于中国来说，为了巩固和发展中日关系从破冰到和解的势头，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走向和谐、和睦，关键是要在争取、团结广大日本人民方面，抓住时机，迅速出手，在各个层次和各个领域，把该做的工作做足做充分。也正如武吉次郎所说，不能完全排除安倍访华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的可能性，重要的问题是，要抓住机遇，扩大“战果”，造成一种让安倍刚刚启动的积极的对华政策成不了“权宜之计”、无法倒退（如果倒退的话，将为此付出沉重的政治代价）的局面。

（本文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