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微观：以文促情（下）

再从中国看中日文化交流。可以说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中国主要大城市出现了一股高涨的“日本文化热”。日本电影“追捕”、“望乡”、“寅次郎系列”、“人证”、“远山的呼唤”、“狐狸的故事”、“姿三四郎”、“七武士”、“乱”、“罗生门”等相继在中国上演。

不久前（2005年10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一代文豪巴金的“随想录”，其中第一、二篇居然都与日本电影“望乡”有关，第一篇的题目是“谈‘望乡’”，第二篇的题目是“再谈‘望乡’”。“望乡”是1978年在中国举行“日本电影周”期间上映的日本影片之一，它不仅引起了观众的很大兴趣，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人认为这是一部“黄色电影” （尽管该片在进入中国前后已被两次“手术”），说“映了这样的影片，社会上流氓不是更多了？”然而，支持这部影片放映的人也不少，巴金就认为这是一部好电影，认为“我们的青年并不是看见妇女就起坏心思的人”，并说自己看了这部电影“流了眼泪”，“看了这部电影以后，我对日本人民的感情只有增加”，“看完望乡之后，我一直不能忘记它，同别人谈起来，我总是说，多好的影片，多好的人！”巴金的话充分反映了“以文促情”的效力。

另一方面，伴随电视的普及，日本的电视剧“血疑”、“阿信”、“排球女将”、“命运”等在中国电视观众中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也刺激了中国国产电视剧的迅速发展。当时给笔者留下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初期上映的电视剧“阿信”，该剧主人公不畏艰苦，几经挫折，终于达到成功的创业历程，曾使当时顺应改革潮流投身商海的千千万万个体户获得启发、信心和勇气。

当然，在70年代末日本的影视文化的引进之所以在中国观众当中引起如此大的反响，也在于它们是中国打开国门后最早进入的外国影视作品，缓解了在闭关锁国的文革期间看够了8部样板戏的中国观众的寂寞心情。

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总是双向的，然而无论从“中日”或“日中”哪个方向看，90年代以来中日文化交流的规模和影响不仅较之80年代大大倒退，甚至在某些方面还不如中日关系“破冰”之前的50年代。本文开头说到近年来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有所进展，那是中日两国很多有识之士为推进两国文化交流付出巨大的努力和心血的结果，正是他们的努力，才使中日文化交流没有象政治关系那样陷入“文冷”甚至“文冻”。中日两国作为具有两千多年交往和交流历史的一衣带水的邻国，这几年来中日两国相互之间文化交流活动的规模实在不敢恭维，这与中日两国高达1800多亿美元的贸易额相比，与多达400万人的人员往来相比，实在是太不相称了。

从“中日”方向来说，多年来能够真实反映现代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的电影、电视剧有多少传到日本了呢？实在是难以列举。一个不了解现代中国的日本民族，对鼓吹“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的歪理邪说能有多少抵抗力呢？

从“日中”来说，近年来又有多少日本电影、电视剧被介绍到中国？“借鉴日本经济社会发展经验”的说法似乎早已过时。现在，人们在街头地摊上几乎随手可以买到刚刚在美国影院里上映的好莱坞大片的光盘，乔丹、麦当娜、惠特尼成了新一代的偶像，以致有的媒体大声呼吁中国需要“脱美国化”。与之相比，除去“动漫”以外，当今传入中国的日本影视作品却大大减少。最近，日本NHK连续播放了数十集题为“Project X”的文献节目，其主要内容是反映战后日本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大批“无名英雄”艰苦奋斗的事迹。笔者看了这个节目后颇受启发，深深感到在人们到处追捧“歌星”、“球星”的时代，“Project X”以一件件生动、实在的事例提醒人们注意“技星”（技术明星），鼓励人们争做“技星”，这对于正处在工业化途中的中国难道不是很有意义么？可惜，尽管“Project X”在播出过程中就已经在世界上、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受到瞩目，目前已经出了英语版、俄语版、阿拉伯语版（部分），在越南则被改编成电影，然而，唯独没有出汉语版。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