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项调查看美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上）

一项关于“美国大学和学院的国际关系研究人员的教学与科研实践、对学科的看法及政策态度”的调查（2005年10月）可供我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乃至中日关系研究作为参考。以下是被调查者对其中的若干问题的回答情况。

问题一，现实世界中的什么事件或问题对你的研究产生的影响（或曾经影响）最大？请按重要性由高到低列出答案。

回答：冷战结束/苏联解体；2001年9.11事件/随后的恐怖活动；2003年伊拉克战争——其导致的事件和与之直接相关的问题；全球化和反全球化；欧洲一体化–与之相关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种族屠杀和种族冲突——包括在前南斯拉夫、卢旺达、达尔富尔以及其他地区的事件；冷战中的事件；民主化问题；布什主义/布什外交政策；环境问题；中国崛起。

问题二：在你的研究中，如果有的话，世界上那个地区是你主要研究的对象？

按回答人数比例看，前三位分别是“全球/使用跨地区数据”（16%），美国（14%），加拿大和西欧（13%），回答“东亚（包括中国）”仅占9%，与回答“拉丁美洲（包括墨西哥）”的人数比例相同。

问题三：作为一个国际关系专家，你认为世界上哪个地区对今天的美国战略重要性最大？

58%的人回答“中东/北非”。18%的人回答“加拿大和西欧”，16%的人回答“东亚（包括中国）”，只有3%的人回答是“前苏联/苏联，包括中亚国家”，0.2%的人回答是“东南亚”。

问题四：作为一个国际关系专家，你认为世界上哪个地区对20年后的美国最具战略重要性？

回答“东亚（包括中国）”的人数比例从现在的16%骤增至60%，回答“中东/北非”的人数比例从现在的58%骤减至19%，回答“加拿大和西欧”的人数比例也从现在的18%大幅度减至9%，回答“前苏联/苏联，包括中亚国家”和“东南亚”的人数比例依然很低，分别为4%和1%。

从问题2至4可以看出：目前美国国际关系研究界对“东亚（包括中国）”的研究尚不能适应“东亚（包括中国）”对目前美国的战略重要性；从此项调查还可以看出，至少在学者眼里，今后20年“中东/北非”对美国的战略重要性明显趋于下降，而“东亚（包括中国）”对美国的战略重要性则急速上升。

以下几个问题关系到国际关系研究的范式和方法论，专业性强了一些，但是却对我们更有启发。

问题五：与你最初开始讲授国际关系导论时相比，在现在的国际关系入门课程中，哪一种范式的相对重要性在你印象中变得越来越重要？

15%的人的回答是现实主义，31%的人的回答是自由主义，48%的人的回答是建构主义，6%的人的回答是马克思主义（回答“其它”与“非范式”的人数从略）。

问题六：与20年前相比，在今天的国际关系学作品中哪种范式更为盛行？回答：在大约相同数量（800多人）的回答者中，92人的回答是现实主义，386人的回答是自由主义，671的回答是建构主义，72人的回答是马克思主义（回答“其他”的人数从略）。

问题七：在20世纪80年代，你估计一半以上的国际关系著作是分别论述以下哪种范式的？

在大约相同数量（800多人）的回答者中，373人的回答是现实主义，122人的回答是自由主义，13人的回答是建构主义，37的回答是马克思主义（回答“其他”的人数从略）。

问题八：在20世纪90年代，你认为各有多大比例的国际关系著作是分别论述以下各种范式的？

在大约相同数量（800多人）的回答者中，172人的回答是现实主义（比有关80年代著作的回答人数少了201人），157人的回答是自由主义（比有关80年代著作的回答人数多了50人），34人的回答是建构主义（比有关80年代著作的回答人数多了21人），22人的回答是马克思主义（比有关80年代著作的回答人数少了15人）。

问题九:在国际关系和更广泛的政治学领域存在着关于这一领域方向的激烈辩论,什么是国际关系学者之间最主要的分歧?

10%的人回答是问题领域，18%的人回答是认识论，34%的人回答是方法论，3%的人回答是代际分歧，1%的人回答是总体分歧，29%的人回答是范式，1%的人回答是地区，认为有关方法论和范式的分歧是国际关系学者之间最主要的分歧的人数最多。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