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微观：日本国内政治的变化与中日关系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国际政治格局的巨变引起了日本国内的政治环境乃至社会思潮的变化。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在苏联、东欧相继放弃社会主义制度的背景下，以具有社会主义倾向为特征的社会党以及其他革新政党的政治影响力日趋削弱，这导致了战后持续了近40年的、以自民党和社会党等革新政党相对立为特征的“1955年体制”的崩溃。自民党经过一段分化组合之后东山再起，形成了“一个半保守党（自民党和民主党）”主导和支配日本政坛的格局，而这种“总体保守化”却使保守的自民党在政党政治中失去了曾经长期牵制其“亲美轻亚”政策的对立面，也使整个日本国家的外交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平衡器，日本的外交天平日趋倾斜，“对美一边倒”的外交姿态日趋明显。当前，虽然作为在野的保守政党的民主党乃至自民党内部，也有一部分政治家主张重视对华外交，改变一下小泉政权过度“亲美疏中”的对外政策，但是，他们的主张未能成为主流，特别是由于最近小泉在选举中获得大胜，使保守党内部的理性外交的呼声也趋于减弱。

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经历了长期的低迷时期，这与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使长期习惯于在亚洲“一枝独秀”的日本人对中国的迅速发展感到难以适应，进入了一个痛苦的“心理调适期”。鹰派政治势力则竭力宣传中国走向强大给日本带来的不利方面，通过唤起、利用国民的危机感，博取国民对于修改和平宪法和走向普通国家的支持。

作为在二战中遭到惨败，经过战后几十年“卧薪尝胆”、重新崛起、业已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日本，迫切要求在国际社会上获得与其经济地位相称的政治地位；由于长期背负战败国的牌位、认为自己经久受到打压而形成了的民族主义情绪化倾向日益蔓延；彻底摘掉战败国的帽子，修改在美国占领下制定的战后宪法，走向“政治大国”、“普通国家”或“正常国家”的誓愿逐渐赢得广泛的支持；在日本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思潮和国民情绪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广大民众对强势的领导人的期待日趋强烈。在此背景下，承诺通过改革重振日本、带有浓厚民族主义色彩的领导人小泉纯一郎应运而生，在国民中赢得了广泛的支持。

从日本国内的舆论环境看，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社会主义制度在东欧、前苏联的瓦解，使原来对社会主义抱有好感和憧憬的左翼知识界及部分民众在思想上感受到很大的冲击，进一步加深了自70年代就已经开始出现的所谓“信仰危机”，对政府的“亲美轻亚”政策持批判态度的左翼力量及一部分国民舆论逐渐趋向沉寂（有的左翼分子甚至转化为右翼分子），形成了“沉默的大多数”的现象。

正如日本学者加加美光行所指出，现在，尽管日本国民当中依然普遍存在着和平主义思想，但由于同时存在着深刻的信仰危机、信念危机，以致遇到国内外政治发生的重大问题，多数人已经不敢也不想开展什么政治活动，比如，在2004年美国议会调查团通过严格的调查，证实伊拉克“没有储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包括英美法德在内的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有几十万、上百万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活动反对伊拉克战争。但作为发达国家之一的日本国内却只在东京举行了大约只有2万人规模的抗议集会，而全国的其他地区都没有发生万人规模以上的游行示威。

随着左翼力量日益消沉，日本的舆论界出现了左右失衡的局面，右翼力量日益嚣张并加强了对政治的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少数右翼发表了各种否定、美化过去侵略战争历史的出版物，有的出版物传到了中国，使中国领导人感到震惊，提高了对历史问题严重性的估计，强化了要求日本政府端正对历史问题的态度的外交诉求。而在日本方面，在上述国内政治气候和社会思潮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响应中国方面在历史问题上对日本政府的批评的声音越来越弱；某位大臣即使在历史问题上失言，也不会像过去那样被迫辞职；中国的批评在日本舆论界反而引起了日益增强的反弹效应和逆反心理，引起了对所谓中国利用“历史牌”打压日本的不满情绪。总之，在日本看来，美国是其走向“政治大国”的铁杆支持者；而中国则是其走向“政治大国”的最大阻碍。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