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报视点：反腐败运动的悲哀

中国国家社科规划“新世纪中国惩治和预防对策研究”课题组的一群所谓专家，经过长达5年的研究，为中国现阶段的反腐提出了一个据说跳出了反腐常规的“革命性思路”。专家同志们建议设立一个全国退赃的公开帐号，对于在规定期限内主动并如数退脏者，“无论职级高低和问题大小，无论问题将来是否暴露，一律不给任何处分，一切待遇不变。”

这的确是一个“划时代的”、“革命性的思路”。此话如何讲？80年代后期中国曾有过腐败“不可避免论”，但那不是中国的原创，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某美国著名大学教授曾提出发展中国家的腐败在一定程度上是润滑剂这样的观点。之后中国又出现过“高薪养廉论”，那有李光耀的新加坡作榜样。但今回的“退赃无罪论”，翻遍整个世界反腐败运动史，其立论之“新奇”，言论之“大胆”无出其右，堪称“革命性的变革”。

面对这场“革命性的变革”，笔者除了悲哀还是悲哀。1945年夏，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从而有了与毛泽东畅谈新中国未来的延安“窑洞对谈”，面对黄炎培提出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定律，毛泽东肃然回答：“我们已找到新路，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60年弹指一挥间，毛老人家九泉之下，看到这批徒子徒孙在闭门造车高谈阔论所谓“退赃无罪”的“革命性变革”，真不知他要作何感想了。

“退赃无罪”论已颓废到要靠贪哥、贪姐们的“革命自觉性”来维护吏治的清廉，这显示的是中国反腐败运动陷入山穷水尽的尴尬局面。不管腐败行为如何恶劣、不管违法情节如何严重，只要交钱，依旧是个好同志。如此不费吹灰之力，贪哥、贪姐们就可以把自己漂得白白净净。

山还是那座山，水还是那洼水，人还是那拨人，当贪哥、贪姐们在台上继续高唱“三个代表”的赞歌时，成克杰们大概都在鸣怨叫屈，哀叹自己“生不逢时”，没有遇到如此“政通人和”的大好局面。

或许，这群专家已充分意识到，靠高压手段已刹不住腐败狂潮，杀了一个成克杰，千百个成克杰在崛起。因此，专家同志们来点“突破”，强调个“怀柔”，但这种“怀柔”，其结果是对腐败举双手投降，更致命的是，这表明中国整个道德防线的最终崩溃，按照这种思路：贩卖毒品者、组织卖淫者等等，只要他们放下赃款，也能立地成佛，如此视国法与伦理道德为儿戏，成何体统？

专家毕竟是专家，对其“突破性思路”， 还是作了点必要补充：即如果在期限内拒不退赃或不如实退赃者，案发后凡触犯刑律者，一律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按最高量刑标准处罚。这种“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大概贪哥、贪姐们早就领教，这点称不上“突破”，只是作为法律的专门家，对法治国家应当由法律依据与法理支持这一最基本的常识还搞不清，这实在是要让人怀疑这批人的资质了。以法治国，这口号喊了不知多少年，到如今一会儿冒出个靠腐败分子“思想觉悟”整顿吏治的“突破性思路”，一会儿又冒出个“从重、从严、从快”打击腐败的“人治”大棒。专家们都这么个认识水准，看来中国的反腐败运动真的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套所谓“退赃无罪”的反腐败新思路，因其标新立异，因其具有中国特色，必将在世界反腐败运动史上留下“奇特”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