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景谈天：剥 皮（二）

（二）从《征韩论》说起

其实，日本侵朝，古已有之，早在公元四世纪，大和政权就在朝鲜的任那地区建立了殖民地，甚至在日本倭五王时期，还曾先后向当时中国南北朝的宋遣使，要求封为朝鲜和日本的总督。稍近一些，在1592年，又有拥有最新式火绳枪部队的丰臣秀吉率军侵朝事件发生。而到了1868年的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了一系列的近代化变革，然后，在有了一点底气后，明治政府开始跃跃欲试的欲以强者之势摸索同周边国家树立新的关系的可能，即图谋势力的扩张，当时其首选就是尊中国为宗主国的朝鲜李氏王朝，也由此，拉开了征服朝鲜半岛的战略步骤，开始一步步地逼近中国，这一切，都得从《征韩论》说起……

明治维新是日本政府通过对马藩以外交文书形式通告朝鲜的，在此文书上，明治政府公然使用“皇”、“敕”等字样，奉中国为宗主国的朝鲜李氏王朝当然拒绝接受此种凌驾朝鲜之上的挑衅性文书。当时明治政府内，狂妄的西乡隆盛、板桓退住之流主张立即讨伐朝鲜，此即为日本历史上有名的“征韩论”。当时虽持慎重论的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等以时机尚未成熟应以内政优先为由阻挡住，但是，主张征韩的西乡、板桓等辈，以此为由，反叛政府，制造了日本历史上的左贺之乱。最后，一直对朝鲜半岛贼心不死的明治政府还是趁当时清廷由于内忧外患而无力援朝的时机，继续要求朝鲜开放口岸，并以“云扬丸”等战舰在朝鲜沿海游弋施加压力，然后借侵入朝鲜领海在江华岛遭到炮击这一事件，攻击并占领了江华岛炮台，终于1876年，武力迫使朝鲜签订了所谓的《江华条约》，逼使朝鲜对日开放了釜山、元山、仁川等港，而耽于穷奢极欲的清廷对此竟然置若罔闻。

让我们把历史的镜头拉到1882年的朝鲜半岛上大院君（国王高宗之父）与闵妃（高宗之妃）权力之争的壬午之乱，大院君因不满握有实权的闵妃一族对自己的待遇而欲动员军队夺回政权，乱中，日本公使馆亦遭攻击，正伺机而动的日本政府立即以使馆被袭为借口，步清廷之后亦出兵干涉，并且与糟糟懂懂的清廷经过共同努力，终于使闵妃成功复权，日本也借此得到了为日后出兵大陆打下基础的至为关键的在朝鲜半岛的驻军权，并由此，使日本在朝鲜的内政外交上的影响力急速增大，而此时我们可爱的大清慈禧太后正津津于垂帘听政，根本无暇他顾。

两年后的1884年，朝鲜半岛上，由革新亲日派金玉均领导的朝鲜开化党利用中国败于中法之战无暇东顾的契机，在日本公使馆明目张胆的支持下，发动了朝鲜史上有名的暗杀亲大清的守旧党要人的“甲申政变”，在朝鲜政府的紧急求援下，这次清廷总算没有糊涂，李鸿章代表大清急忙以宗主国身份派出袁世凯率军武力介入朝鲜政变。因惧于当时清朝拥有亚洲最强大的北洋舰队和日军出兵的名不正言不顺以及国际舆论的压力，最终以日本退军，开化党企图失败而使此次政变告终。但接下来的为处理此事善后而由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天津签署的《天津条约》里却规定：“今后，朝鲜半岛若有纷争，中国、日本任意一方出军时，均有通告对方的义务”。此即是被梁启超讥为“这么一来，朝鲜就像变成了中日两国的共同保护国一样”的清廷弱势外交下签署的辱国条约。

甲申政变，最终虽以中日双方撤军而告一段落，但是，日本明治政府却利用此一千载难逢的机会，在法理上，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朝鲜保护国之一。并由此,为将来把朝鲜半岛收为囊中种下了要因。

看到此处，读者诸君大致已能捋出个脉络了，即从台湾牡丹社事件开始,从琉球到朝鲜半岛，日本通过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略战术，不遗余力的逐渐蚕食中国的宗主国领地，沿中国海扶植亲日势力，对中国形成战略包围的部署已渐露端倪，可谓司马昭之心–连万景路那傻瓜皆知也，而无能昏聩的清廷竟还继续做着躲进小楼成一统的美梦，尚不知自己的后院已渐渐燃起了星星之火。（本文作者系文学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