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玩世之书”的《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的创作目的，一般被理解为“孤愤之书”。蒲松龄自己在1679年写下的《聊斋自志》中也提到——“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主张《聊斋志异》为“孤愤之书”的，正是基于此句，进而又援引司马迁“发愤著书”的观点。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也称，“可知作者的著书目的，是借鬼神世界反映、影射人间生活和社会现实，而加以批判、揭露，来发泄自己的悲愤的。”

当然，上述看法并非全无道理。然而《聊斋志异》的创作时间长达40多年，蒲松龄自而立执笔直至古稀。但《聊斋自志》只是其40岁时的心迹，实在不能凭此断言后30年的创作目的。

尤其是《聊斋志异》里近五百篇作品主题不一，劝善惩恶之文有，游戏笔墨则更多。比如《鬼令》一篇里精心创作的酒徒所行之酒令，“田字不透风，十字在当中；十字推上去，古字赢一钟”和“回字不透风，口字在当中；口字推上去，吕字赢一钟”等。又如《狐联》里老实迂腐的焦生与狐仙姐妹的对联，“戊戌同体，腹中止欠一点”，“己巳连踪，足下何不双挑”。再如《仙人岛》里以才名自诩，目中实无千古的王生，想以“一身剩有须眉在，小饮能令块磊消”来赢得满堂彩，顾盼自雄，却被意中女子点评为 “上句是孙行者离火云洞，下句是猪八戒过子母河也”引一座抚掌。后又有“王子身边，无有一点不似玉”对“黾翁头上，再着半夕即成龟”这样令人喷饭的妙联。

像上述这样以文为戏的创作，在《聊斋志异》里还有《田子成》、《粉蝶》、《凤仙》、《狐谐》等等，举不胜举。《聊斋志异》非但不是“孤愤之书”，甚至可以说是“玩世之书”。

对于和蒲松龄有亲交的几位明末清初的名士们来说，其实早就窥破了其“玩世”的创作本意。

第一个将《聊斋志异》带入宫中的刑部侍郎高珩，在康熙十八年为《聊斋志异》作序，“然子长列传，不厌滑稽；卮言寓言，蒙庄嚆矢。”便是将《聊斋志异》与《史记》的《滑稽列传》以及《庄子》的寓言相提并论，三者都具有“滑稽”与“游戏”的特点。

蒲松龄晚年的挚友朱湘也于康熙四十五年为《聊斋志异》题诗云，“捃摭成编载一车，诙谐玩世意何如?山精野鬼纷纷是，不见先生志异书。”肯定了其“诙谐玩世”的创作意图。

乾隆二十三年的王金范刻本序里，有“柳泉蒲子，以玩世意作觉世之言”的点睛之笔。清孙锡嘏在《读聊斋志异后跋》中写“既诙谐以绝世，亦游戏而通神”、“见其嬉笑怒骂”。清刘玉书在《常谈》中写“蒲留仙文致多辞，殊生鬼趣，以鬼为戏者也”等，都是汲取了蒲松龄“玩世”的创作意图。

蒲松龄之子蒲箬，也在《祭父文》中提到，《聊斋志异》“大抵皆愤抑无聊……非仅为诙谐调笑已也。”这“非仅为诙谐调笑”，便是在肯定了“诙谐调笑”的基础上的强调。

即便有上述的看法在前，中国学界从“玩世之书”的角度分析《聊斋志异》性格的研究依旧少见。日本方面，有东京学艺大学教授、中国古典文学专家稻田孝于1994年所著《聊斋志异——玩世和怪异的窥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