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记者如约走入日本众议院议员会馆,对日本前防卫厅长官中谷元进行专访。
记者发现,在日本众议院议员、自民党副干事长中谷元的会客室,桌面上横放有一块木牌,上面写着“国务大臣 防卫厅长官”。这是中谷元44岁那年,也就是2001年出任日本战后历史上最年轻“军头”——防卫厅长官(现称防卫大臣)时使用过的。显然,他不仅把曾有的这个官衔作为一种官场的经历,更作为一种精神的光荣与炫耀。而这段“领军”的经历,也一定对他日后的政坛生涯产生影响。
记者还看到,在会客室最醒目的地方,悬挂着一张条幅,上面书写赫赫“信念”二字。中谷元告诉记者,这是他请中国安徽省一位书法家专们为他写的。在中日关系如此紧张时刻,日本政治家的办公室里面依然悬挂来自中国书法家的作品,这也是耐人寻味的。
那么,作为日本高等军校——日本防卫大学出身的政治家,中谷元的政治理念,又或者说他的“信念”是什么呢?
下面是访谈摘要。
亟需建立危机管理体制
《日本新华侨报》:2001年,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第一次组阁,您成为日本战后以来最年轻的防卫厅长官入阁。我注意到,您还是日本战后第一个毕业于防卫大学的 “科班”出身的“军头”。现在,十多年过去了,我想请您谈谈最近十年来日本在“危机管理学”方面的变化。
中谷元:日本的国防政策是根据日本国宪法制定的,其大致内容表现在1957年出台的《国防基本方针》。日本的国防政策从根本上有四个原则,简单的说,第一,要支持联合国行动,谋求国际协调,实现世界和平;第二,要安定民生,发扬爱国主义,建立保障国家安全所必要的基础;第三,要根据国力和国情,在自卫所必需的限度内,逐步发展有效的防卫力量;第四,对于外来入侵,依靠同美国的安全保障体制予以阻止,直至将来联合国有能力制止这种侵略时为止。
全球形势在这十年间发生了重大变化,现在仅凭美国一国的力量已经不足以控制世界,不足以维持全球经济与安全保障。为此,美国灵活转变防卫政策基本方针,采取了和其他同盟国合作的方法。这种方针变化也出现在日本2010年制定的《防卫大纲》上,提出了要重视“机动性防卫”,或者叫“动态性防卫”。
在最近十年间,日本的国防预算连年减少。相比之下,中国的国防预算已经连续20年平均每年二位数增长。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日中两国在军事力量均衡上的变化。日本为什么会持续降低军费?中国为什么会连续增长军费?日本应该如何对应这种变化呢?这都是日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围绕尖阁诸岛问题(中国称钓鱼岛问题——本报注),日中两国现在是各持己见。但是,我们也看到了,日中两国政府又都不希望因此引发地域性的纷争和战争。这样,就有必要紧急行动起来,在这个海域构建危机管理体制,至少让出现在现场的日中两国船只可以利用无线通信等设备进行通话,还应该建立起从两国高层领导到现场负责人的两层、乃至三层的热线联系,必须防止矛盾进一步恶化。
自卫队更名“国防军”是国家根本所需
《日本新华侨报》:眼下,日本自民党政权正致力于强化自卫队职能,提高防御力等,并且计划将日本自卫队更名为“国防军”。对于这个举措,您如何考虑?
中谷元:中国也有“国防部”,有自己国家的军队。我认为,日本将自卫队更名为“国防军”,是国家的根本所需。
现在看来,“自卫队”的这个称呼,无论是从宪法的角度,还是从国内形式来看,都算不上是军队。这个称呼在国外也是行不通的。日本自卫队只要是到了海外,才会被看作是军队。为此,我提议将作为担负着守卫国家使命的组织、作为军队的日本自卫队正式更名为“国防军”,将来要在修改后的宪法第九条里面有明确的记述。
中韩不应排斥日美在东南亚的经济主导作用
《日本新华侨报》:2012年年末,日本再次实现了政权更迭。安倍晋三就任首相以来,周边国家都开始担心日本会再度陷入“右倾化”。对此,您怎么看?
中谷元:有对手意识才会产生这样担心、不安的心理。如果国与国之间能够具有信赖、友好、合作关系,这种担心和不安的心理也就可以消除。
日中两国在经济领域有着割也割不断的联系,进一步深化日中间的经济合作,有助于两国间维持和平友好关系。现在,关键就是日中两国高层领导人以及外交负责人要尽早为此进行政治对话,增进相互理解。
现在,在东南亚地区,有以日美两国为中心建立起一个经济共同体的趋势,但是韩国和中国希望把美国隔离出去。这对于亚洲地区来说不一定是一件什么好事。日韩、日中是邻国,所以难免会存在一些领土、权益上的争执问题。但是,如果中国和韩国要在经济领域改变了亚洲地区的结构,可能会引发更大的、根深蒂固的对立。从前的世界大战就是由经济共同体的对立引发的。我认为,日中韩三国应先实现FTA(日中韩自由贸易协定),再考虑加入TPP(环太平洋经济合作协定)。
要制定一部国民理解的新宪法
《日本新华侨报》:2012年,日本自民党拟定了“宪法修改草案”,现在安倍晋三政权对“改宪”更是跃跃欲试。您作为自民党宪法改正推进本部事务局长兼宪法起草委员长,对于“改宪”问题到底是怎么看的呢?
中谷元:日本战后宪法从成立至今已经过去了60多年,中间一次也没有修改过。这部宪法是在美军的占领下,由GHQ(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制定的宪法草案,当时日本政府也接纳了。
现在看来,日本经济之所以有“失去的20年”,就是有一些“过度依赖”。我曾经把这些“过度依赖”分为5个方面,其中一个方面就是“过度依赖”日美安保体制,导致日本丧失了守卫国土的精神。
自民党政权提出的“宪法修改草案”,是基于日本的需要,又补充了民主主义应有的状态、环境保护、国民的权利与义务等相关规定。我认为,自民党政权应该先对“宪法修改草案”做出说明,并履行相应的手续,最终制定出一部能赢得国民理解的新宪法。
另外,新宪法应该就日本自卫队的定义做出明确的说明,比如日本自卫队为什么存在,日本自卫队的行动范围是什么,在国家危机时日本自卫队应该做什么。我看了一下,中国宪法在军队方面就有明确的规定,但是日本就没有,所以国民容易产生混乱。
希望日中联手牵制朝鲜核开发
《日本新华侨报》:现在,有部分日本媒体不断煽动“中国威胁论”。您对此怎么看?在改善中日两国关系方面有什么建议?
中谷元:首先,应该说日本是一个言论自由的社会,媒体不仅在批评外国,实际上也几乎是天天都在批评政府。对于他们的这些批评,不一定都看成是“煽动”。
其次,日本政府在国防方面,就算是一日元的预算,也要拿到国会上去讨论,对国民是完全公开的。相比之下,中国的军事实力及每年的国防预算,尽管有明确的数字报道,但全球各国都对这个数字的真实性和内容的透明度抱有怀疑的态度。如果中国政府能够将军事讯息更加公开化,并在此基础上同周边国家一起协商如何维持地域的和平与稳定的话,日本媒体的“中国威胁论”就会没有市场了。
现在,全球最不稳定的就是东亚地区了。因为东亚有朝核问题,也有处于紧张局面的日中两国关系问题。我现在最为担心的是朝鲜的核开发问题,谁都不清楚这个问题以后会以哪种形式爆发。为了地域的和平与稳定,对于共同感受到的威胁和不稳定因素,日中两国应该通过高层会谈方式共同构筑起危机管理体制等。我真诚希望日中两国高层能够早日继续进行政治对话。
民主党的外交政策缺乏一贯性
《日本新华侨报》:2012年末,日本自民党与民主党进行了政权更迭,可以说,两党的外交政策存在着明显的不同。您如何评价自民党与民主党的外交政策。
中谷元:自民党是日本的老牌执政党,党内有专门的政策决定机制。所以自民党能够听取来自党的基层组织和国民的意见,并在党内就这些意见展开讨论。自民党在出台和实施政策前,必须经由党内政调会和总务会的同意,严格履行一道道相关手续。
而民主党呢,决定政策的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出台的外交政策只能应付一时,没有什么一贯性。
自民党的纲领规定,党的目标是“建立民主、和平的日本”。但是民主党没有这样的纲领,他们就是一些批评政权的势力拼凑到了一起,所以无法回应国民的期待。
青年人要敢于打破体制改变时代
《日本新华侨报》:众所周知,您与日本幕府末期的风云儿——坂本龙马是老乡,都是高知县出身。坂本龙马为明治维新、为日本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您看来,对于肩负着时代使命的青年人来说,最应该具备什么条件。
中谷元:任何国家都会迎来时代性变化,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原有的制度必然走到尽头。我认为,青年人的使命就是打破旧体制。
所谓“年轻”,并不光指年龄,思考方式也要“年轻”才行。青年人要有敢于改变时代的精神力量,在行动时考虑到旁人也很关键。
明治维新前夜的坂本龙马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日本虽然在外国压力下被迫开国,但由于他的努力,没有成为外国的殖民地,同时也在明治时期取得了发展。坂本龙马以国家为重,敢于行动,作为高知人、作为他的老乡,我感到十分自豪。
编后记:作为日本政治家,中谷元一直重视对华关系,积极进行对华会话。在近年来每年中日共同主办的“北京·东京论坛”等活动中,记者经常能见到中谷元的身影,并且随时进行交流。
采访结束时,中谷元握着记者的手,热情而诚挚地说,“高知县好啊,你一定要到我的故乡高知县来看一看!”
(摄影:本报记者 吴晓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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