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有“人情味”处理中国渔民的背后
——访中国驻长崎总领事李文亮

“如今，中日关系处于一种不正常的状态。但应看到，日本长崎县是日本全国‘中国元素’最多的地方，也是日本所有地方政府中与中国交流最活跃的地方政府。现在的长崎县知事中村法道积极热心推助日中交流，还曾专程到北京与中国新领导人习近平见面。因此，在我看来，中日关系的重新出发，也应该是从长崎开始。”2月12日，中国农历春节的大年初三，中国驻长崎总领事李文亮在接受《日本新华侨报》采访时开门见山地这样说。

围绕着长崎地方特色、华侨华人的作用、“媒体外交”绑架“政府外交”等诸多问题，李文亮总领事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下面是访谈摘要。

长崎是日本“中国元素”最多的地方

《日本新华侨报》：无论从历史的角度看还是从现实的角度看，日本长崎都是一个与中国有着特殊交流的地方。您现在作为中国驻长崎总领事，是怎么看待长崎的？或者说，是怎么看待长崎在中日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李文亮：日本长崎的确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从地理的角度看，长崎位于日本最西端，从长崎港直线西行穿越东海就可以到达中国上海。这段直线距离只有782公里。这种地理位置决定了历史上长崎与中国交往很多。当年，日本的遣唐使从奈良出发，离开日本的时候长崎是必经之地，他们要在这里进行一些补给。

众所周知的日本弘法大师空海，当年作为遣唐使去中国的时候，就是从长崎县的五岛出发，那里距离中国上海只有650公里。空海离开五岛的时候，写下“辞本涯”三个字，一种解释就是我这一辈子就到这里，从这里开始冒着生命危险去唐朝追求新知识。当时，遣唐使冒险越海，死亡率在一半左右。他们回来的时候，也是先在长崎登陆，结果把中国的文化也带回来了。中国明清时代的隐元和尚，1654年63岁时受旅居长崎中国人和当地佛教界盛情邀请到长崎传法，82岁圆寂，其所传之法成为日本禅宗的三大教派之一——“黄檗宗”，隐元和尚也就成为这一教派的开山鼻祖。现在，日本人吃的扁豆（IN GEN MAME）、西瓜、竹笋等，都是当年隐元和尚带过来的。日本德川幕府时代，对外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仅在长崎一地允许外国人进出经商，而外国人当中又仅仅允许被称为“唐人”的中国人在岸上居住，他们也带来大批中国文化。到了近代，中国革命先贤孙中山先生先后16次到日本，其中9次到长崎，长崎地方“大腕”梅屋庄吉夫妻倾尽家产无私无偿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

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恩来总理坚持推进“以民促官”的中日民间交流，尽管在1958年发生过“长崎国旗事件”,但那也说明长崎地方与新中国民间交流之早。更为重要的是，1971年5月，时任长崎县知事久保勘一在县议会答辩时表示，我们旁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我们日本跟这样一个大国没有交往是非常不正常的。后来，在他的强烈推动下，当年7月份，长崎县议会通过决议，呼吁日本政府尽快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正常的外交关系，进行贸易往来。这是日本第一个地方议会发出的要求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声音。第二年，也就是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政府签署恢复邦交的联合声明。二十多天后，即中日恢复邦交尚不足一个月，久保勘一知事就率领一个庞大的长崎县代表团，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国土。因此，我经常说中日邦交正常化在日本是从长崎开始的一点都不为过。

如今，中日关系因日本政府的“购岛”之举处于一种不正常的状态。但应看到，日本长崎县是日本全国里面“中国元素”最多的地方，也是日本所有地方政府中与中国交流最活跃的地方政府。现在的长崎县知事中村法道也积极推进两国地方交流，并且在北京与中国新领导人习近平见面。因此，在我看来，中日关系的重新出发，如今也应该是从长崎开始，而且从相关实际交流情况及预期看，事实上也是如此。 

长崎华侨华人已融入主流社会

《日本新华侨报》：您刚才谈到长崎是日本全国里面“中国元素”最多的地方。我知道，日本有三大“中华街”，“长崎新地”就是日本三大“中华街”之一。那么，现在长崎华侨华人和留学生的情况如何呢？总领馆在护侨方面有什么举措？

李文亮：是的，日本有三大“中华街”，一个是“横滨中华街”，一个是“神户南京町”，一个就是“长崎新地”的“中华街。”在日本三个“中华街”里面，长崎中华街的规模赶不上横滨的，与神户的差不多。尽管它不是最大的，但是它的历史最长。横滨、神户的“中华街”只有150年左右的历史，长崎“中华街”则有370年左右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长崎现在的华侨华人虽然人数不算太多，但它是旅居日本华侨华人的发源地。

如今在长崎的华侨华人不多，这与日本经济的大环境有关。长崎曾经是日本经济、文化发达的中心之一。明治维新之后，随着近代工业化的发展，近代交通的发达，长崎就逐步被边缘化。日本的经济、文化中心转移到东京、关西地带。我经常开玩笑说长崎在日本是“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现在，长崎县有大约140多万人，中国人只有4000多人，其中老华侨约有1500人左右，新华侨约有1000人左右，在长崎的留学生将近1500人左右。另外，还有不到1000人的中国研修生。

与日本其他地区相比，长崎华侨华人的特点是已经成为当地主流社会的一部分。在东京等地，华侨华人搞活动，当地政府官员几乎都不参与的。在长崎，任何重大活动，都会有我们华侨华人的身影。长崎县知事中村法道率团访华，代表团中就有我们老华侨、新华侨的代表。1月29日，长崎县政府到东京与中国大使馆举行新年联欢活动，里边也有我们老华侨、新华侨的代表。此外，长崎县与中国地方省、市的交往，都有我们的华侨在牵线搭桥。

作为总领馆，最主要的侨务工作就是保护侨民的正当权益，这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从总体上看，长崎华侨华人的状况比较好，也让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轻松一些。同时，我们也可以拿出更多的精力，支持当地华侨华人开展振兴经济、拓展旅游市场、介绍中国的活动。 

外交应该充满“人情味”

《日本新华侨报》：现在，中日关系遇到困难。作为外交官，您认为解决这个困难的途径在哪里？另外，您怎样看待新形势下的中日地方外交以及公共外交？

李文亮：近30多年来，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正按照我们的既定目标扎实稳步向前发展，这是有目共睹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国外更应该注重树立可亲可敬的形象，树立我们是孔孟之乡、礼仪之邦的形象。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作为国家层面的政府外交是非常重要的，另一个层面的民间外交、地方外交、公共外交的作用也是不可替代的。在这方面，我觉得还有很多工作等待我们去做。当前，最为重要的是增进中日两国民众之间相互理解、相互信赖的感情。

至于说如何开展民间外交、地方外交、公共外交，我个人的体会是要实事求是，说实话，办实事。我认为，中国在和平崛起成为真正大国的过程中，应该把姿态放低一些，以平视的角度与人交往，不能居高临下，有些问题就是因为这个角度不同产生的。这里，我想举一个例子。如今年春节除夕，日本有关方面在长崎海域抓扣了我们一条非法进入日本专属经济区捕捞的渔船。如果仅凭借一般作法或外交辞令进行交涉，需要花费一些必要时间和精力，时间一长媒体也可能出现一些负面报道。我直接与有关方面沟通，告诉他们中国人非常重视春节，如这些渔民确实违反了有关规定，按规定交纳罚款就是了，似不一定再走什么过程了，早些放了，他们也好过年。这样，大家都轻松。结果，日本有关方面也做了较有“人情味”的处理，不到24小时就把被扣的渔民渔船全部释放了。因此，我认为这些方面今后还有很大的可塑性。 

中日两国媒体都应该看大势

《日本新华侨报》：您曾经做过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新闻发言人，对新闻工作比较熟悉。现在，中日两国媒体都有一些不同程度的煽情报道，有时候甚至出现“媒体外交”绑架“政府外交”的事情，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李文亮：现在，中日两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缺少对对方现实的了解。媒体当中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坦率的讲，媒体舆论对政府外交的确有影响，但我不认同“媒体外交”绑架了“政府外交”的说法。孤立地看，局部问题上确实存在这种现象，但这只是一个现象，不是本质。

客观看待日本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很重要。在有些中国问题的报道上，你说他是捏造，不是；你说他是丑化中国，恐怕也不是。他们在中国的某些个别问题上，在局部问题上，在细节问题上，可能写得比较准确，也算严谨，但就是对中国的大势，尤其是对中国现在的发展大势，看不清，说不准。中国是一个什么国家？是不是一个具有对外侵略性的国家？他们看得不准。中国今后发展起来了，是不是就要对别国形成威胁？他们看得不准。他们以为国强必霸，其实，不一定这样的。我经常跟日本人讲这个道理，说中国如果是一个侵略成性的国家，历史上就不会修建万里长城！中国的军事是防卫型的，是用其挡住外来的骚扰。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为了我们自己的老百姓能够吃好、穿暖，我们不可能去找事。我们更需要一个和平的发展环境。在这些问题上，日本媒体看不清楚。

我们中国对日本的舆论报道也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问题。在一些局部问题上，我们对日本提出的一些批评是正确的，也符合事实，并没有夸大。但是，从大势上来看，我们由于历史上的原因，有的时候把日本社会非主流的声音当作主流的声音看待，自然会出现报道的不全面。这样，就会影响我们的百姓正确地认识日本。 

从“东洋货”到“日本制造”值得借鉴学习

《日本新华侨报》：作为外交官，您已经先后在日本常驻22年了。据了解，您从事涉日工作也有30多年了。能谈谈您与日本之“缘”吗？或者说，您对日本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李文亮：我与日本之“缘”来的很偶然。1970年，我作为学生直接进入大连外语学院。当时，中国长期从事对日工作的廖承志向周恩来总理建议，表示我们终究还是要与外国交流的，还是要跟日本这个邻居打交道的，我们现在的人才有点青黄不接，是不是做个实验，先从外语教育开始入手，准备一些人才。在这种背景下，当时的大连外语学院招收了210个学生，分为英语、俄语、日语三个语种，指定学生学习，没有让自己选择。这样，我因为被指定学习日语，从此与日本结缘了。

1974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国外交部工作。报到之后，马上就到“五七干校”去锻炼，理由是像我们这样的“三门干部”（从“家门”到“校门”到“机关门”）缺乏社会经验，虽然我本人是在农村长大的。1975年3月18日，我到东京中国大使馆工作，到现在具体从事涉日工作38年了。这期间我四次在东京常驻，一次在札幌常驻，这次来到长崎，前后约22年。这次在长崎，可能是我外交官生涯里面最后一项公职工作。我的愿望就是把这项本职工作做好。

如果说到对日本的印象，我觉得日本人有身处岛国看问题比较狭隘的一面，但也有办事严谨、认真、勤奋的一面，后者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日本战后是一片废墟，他们能在这片废墟上复兴，让自己曾经四十多年占据世界第二经济强国的地位，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仍然是一个奇迹。我们都知道，一百多年前，包括二战时期，人们说到“东洋货”三个字，就意味着这产品的质量靠不住。现在，“日本制造”四个字，成为了质地优良的代名词，这就是需要我们学习的地方。

总之，中日两国彼此为邻，无法搬家。为此，我们就要既高瞻远瞩，放眼全球，又要脚踏实地，相互关照，争取成为好邻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