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珍惜亚洲出现的“两雄并存”局面
——访日本都留文科大学校长加藤祐三

“焉知二十载，重登君子堂。”在刚刚过去不久的2012年12月4日，在那个红叶翩跹，层峦尽染的季节，我作为《日本新华侨报》的总编辑，喃喃地背诵着大唐“诗圣”杜甫的诗句，满怀感谢之情走进日本都留文科大学校长办公室，采访我的恩师——加藤祐三校长。

整整20年前，我作为一个中国留学生进入横浜市立大学，拜师在日本著名史学家加藤祐三教授门下。其后，经过加藤祐三教授举荐，我进入日本九州大学大学院读书。2002年，先生在荣任横浜市立大学校长多年后退职，并于2010年7月转任都留文科大学校长。

弹指廿载，慈爱的恩师加藤祐三先生依旧矍铄，青涩的门生却已多情华发生。回首当年，加藤祐三先生兴奋地说：“记不记得你在校期间曾把我的四部著书翻译成中文出版？3个月前我在讲谈社刚刚又出版了一本新书《幕末外交与开国》，比从前更为充实，故事情节也更加丰富。”说话间，加藤祐三先生从书架上取出一本，签上“蒋丰学兄指正”后赠与我。访谈也就从这里开始了。

日本不应空喊“开国”

《日本新华侨报》：在留学生时代，我曾经把您在岩波书店出版的《黑船异变》一书翻译成为中文，以《日本开国小史》之名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从那以后，中日两国近代史上因为不同的“开国”带来的不同的“结果”，一直十分刺激地留在我的心怀。没有想到，日本民主党政权的第二任首相菅直人任职期间，为了推动日本加入美国主导的TPP（环太平洋经济合作协定），打出了“平成开国”的口号。您对此怎么评价？

加藤祐三：应正确理解“开国”这个历史性的词汇。坦率地说，菅直人首相毕业于理工科大学，我认为他对这个词汇的理解是不够充分的，甚至可以说误用了“开国”一词。中国在上个世纪70年代所使用的“对外开放”的说法应该较为贴切。我也认为日中两国都还有必要进一步地对外开放。

我曾经让学生读过我写的有关日本近代“开国”的书籍和资料。我一直都在强调，19世纪日中两国的“开国”是不一样的。这个过程中，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败北，并不断签订不平等条约。但日本只遭受到军事压力，没有受到武力侵占，属于没有流血的“和平开国”。

面对欧美列强，日本为什么能够做到“和平开国”呢？一是收集分析情报，二是将这些情报用于制定政策，寻找避免战争的途径。日本人曾经把中国的清朝称为“老大国”，以此加以尊崇。但是，1842年英国在鸦片战争中击败中国的消息传到日本以后，给日本的刺激是非常大的。怎么样回避战争、让日本的损失更小一些呢，这是日本德川幕府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交涉时放在心中的念头。到经过鸦片战争10多年后的1853年，美国“黑船”来到日本的时候，日本已经做了10多年的心理准备和政治准备了，已经认识到交涉能力的重要。

我们要时刻记住这么好的例子。今天，日本如果忽视交涉力，或者说放弃交涉力，就会丧失自己的国益。眼下的日本，面对TPP应该扎扎实实地进行交涉，争取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到外地上学犹如海外留学

《日本新华侨报》：我们换一个话题。我知道您在东京大学大学院读书期间，曾经走访过亚洲和欧洲33个国家。眼下，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包括大学生在内的许多年轻人们，越来越喜欢“宅”在家里了，他们仿佛正在失去了走出国门，放眼看世界的欲望。对于这种现象，您怎么看呢？

加藤祐三：我进行世界旅行已经是50年前的事情了。虽然我当时去亚洲、欧洲各国旅行时非常贫困，但我找到了作为历史学者的现场感觉，历史观也变得丰富起来。那个时代，像我这样喜欢向外走的日本大学生属于少数派。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由于政府没有外汇储备，限制护照发行。即使有了护照，对携带出国的外汇也有限制。那是1美元兑换360日元的时代，日元的价值只相当于现在的五分之一。在日元走强的现在，没有想到喜欢向外走的日本大学生也还是少数派。

我看到进入国际化时代以后，日本政府一次又一次地提出、修改接受外国人留学生的计划，从10万人增长到30万人，甚至还有百万人计划。与此同时，我认为日本政府也应该制定相应的国家计划，做一些政策倾斜，鼓励日本的大学生也到海外留学。

在我就任校长不久，有两名男生到教务科申请要见我，说是因为看到校报上刊登了一篇对我的访谈，里面提到我在50年前多次游历海外的事情。其中的一个男生后来真的去海外游历了一年半的时间，现在他已经顺利就业了，而且为自己的决定很骄傲。

都留文科大学现有学生3000多名，从日本各地到此就学的占9成左右。在我看来，一个年轻人千里迢迢离开故乡到位于山梨县的都留文科大学来读书，对于他自身来说，其实也跟出国差不多，都是需要一种勇气的行动。比如说，从日本大分县到日本山梨县和从日本大分县去美国旧金山市，差别就只在距离和时间上，对于一个年轻人的心理考验是一样的。因此，不能因为年轻人不愿意出国，就认为他们具有内向性，就认为他们“宅”。

过去，通讯不发达，人们在国内能够获得海外的讯息有限。现在，已经是网络时代了，人们随时可以获得海外的讯息，也因此对海外失去了一种“新鲜感”。这种“新鲜感”的丧失，也可能是现在大学生不愿意到海外留学的原因之一吧。

至于中国的大学生不愿意到海外留学的事情，我也听说过一些。我更多的切身感受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到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大多充满朝气，喜欢读书，后来的中国留学生就渐渐地失去这种朝气了。现在，中国不仅经济发生了变化，国内获得海外讯息的渠道也不知道多了多少。因此，这些可能是他们不愿意出国的原因。

“7＋1”大学模式值得推荐

《日本新华侨报》：据我了解，都留文科大学和中国湖南师范大学签订了互换留学生的友好协议。在发展中日关系的过程中，青年交流、尤其是大学和大学之间的学生交流尤为重要。请您谈谈看法。

加藤祐三：我对此完全赞同，日中两国的大学生交流非常重要。我也愿意为推动这种跨国间的学生交流做出贡献。

2011年，我曾受邀访问湖南师范大学，那里的大学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都很勤勉、出色。从2003年以来，都留文科大学已接收来自湖南师范大学的交换留学生40名，中国私费留学生193名。现在，也有6名来自湖南师范大学的交换留学生在这里学习，她们都是女生。她们曾去参加山梨县外国留学生演讲比赛，赛前曾在校内进行过预演。我去听了，很受感动，她们每个人的日语都非常准确流畅。她们都是在国内学过两年日语的，现在在这里是一边上日语课，一边和日本大学生一样参加讲座，听课做笔记完全没问题。目前，都留文科大学也有6名日本大学生正在湖南师范大学留学。留学期间为一年。

现在，韩国有这样一种大学模式，叫做“7＋1”。大学一个学年分上下两个学期，4年加在一起就是8个学期。其中有7个学期在韩国国内学习，一个学期去海外生活，海外生活的这个学期也算学分，也要提交学习报告。虽然说半年的海外生活对于提高外语能力恐怕起不到太大的作用，但对于开阔年轻人的眼界等还是大有裨益的。

要想掌握熟练的外语，一般有两个途径：一是从小就努力学习外语，打下坚实的基础；一是到外国陌生的都市里生活，因生存需要而加速吸收外语。对于眼下普遍比较“宅”的日本大学生来说，这个“7＋1”模式应该是大家最容易接受的。

为此，都留文科大学正在准备推出类似的留学制度，让学生自由地选择国家和大学，回来后提交学习报告，期待以这种方式推动大学生到海外开拓眼界，增长见识。我想，他们当中会有很多人愿意到中国去的。

亚洲出现两雄并存新格局

《日本新华侨报》：201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但是，2012年也可以说是过去40年间中日两国关系最为恶化的时期。您对今后中日关系的发展前景有什么看法。

加藤祐三：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1963年，离现在大约50多年了。作为亚洲、欧洲33国访问的最后一个国家，我乘坐前苏联的飞机，经由蒙古的乌兰巴托进入北京。北京城墙高耸，给我印象很深。我在北京得到了时任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等的会见。当时的日中两国媒体都曾对此事进行过报道。

我是一个历史学家。所谓的历史学家，就是看问题不能只看眼前，我们会把各种事情放进历史中去考量。现在，我们觉得日中两国因为领土问题风波迭起，剑拔弩张，似乎是两国间的头等大事。但是，从两国交流的历史长河里面去看，这算得了什么呢？再过10年、20年，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即使领土争端问题得不到切实的解决，我想日中两国彼此也一定会有更深刻的相互认识和相互理解。

我曾在朝日新闻社出版的《东洋的近代》（1977年）一书里面讨论过日中两国的发展问题。在中国的隋唐时期，日本把中国当作老师，实际的局面是“中强日弱”，这经历了千年以上；到了近代，日本通过汲取中国被欧洲列强打败的教训，通过交涉“和平开国”，并依靠明治维新的“富国强兵”，最后通过日清战争（中国称甲午中日战争），确立了在亚洲地区的强国地位，实际的局面是“日强中弱”。到了二战结束的时期，日本是战败国，中国不仅仅是战胜国，还是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从胜败关系上，又一次出现了“中强日弱”的局面。但是，因为各种原因，日本在战后复兴上迈的步子比较大，到上个世纪60年代末，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在经济上再次出现了“日强中弱”的局面。

中国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施改革开放，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在本世纪开始的10年里，举办了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GDP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中国版“新干线”高铁也出现了。

日本也在高技术和日美同盟的支持下，低调地坚持发展经济。所以，这就在东亚地区首次出现了日中“两雄并存”的局面。另一方面，日中两国都迎来了“少子高龄化”这个共同难题。因此，日中两国如何在这样一种从未有过的局面里面和睦相处、共同发展，就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

在我看来，日中两国都应该拿出大的智慧来。如果按照传统的“一山不容二虎”，那只会重演战争的历史。如果化解民族仇恨，彼此相互支持，那就一定给亚洲乃至世界带来全新的局面。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也将为此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