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应该向民众提供更多的震后讯息
——访日本民主党籍众议院议员山崎诚

3月11日，日本东北地区发生了历史上规模罕见的地震和海啸，随后引发的核电站事故使日本面临空前的灾难。3月13日，中国国际救援队飞赴日本实施紧急救援，不禁让人想起三年前汶川大地震中日本派出国际紧急救援队率先奔赴现场，灾害使中日两国更加深了交流和理解。对此，日本民主党籍众议院议员山崎诚指出，日中两国之间有着深厚的“羁绊”，任何分歧应该都是能够化解的。3曰25日，《日本新华侨报》在日本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采访了山崎诚。下面是访谈摘要——

《日本新华侨报》：东日本大地震使日本遭遇空前的灾难，您认为日本政府在处理此次大地震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是什么，可以为其他国家提供怎样的借鉴？

山崎诚：可以说，这场地震后的救灾工作刚刚开始，接下来还有灾区复兴的问题，现在还不是谈论经验教训的时候。这次的自然灾害规模巨大，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大灾害。通常情况下，出现自然灾害的时候，日本的地方政府担负救灾责任，国家则提供一些支援。但是，这次的救灾工作并不是由地方行政主持的，而是由中央政府主导的。这是在改变一直以来的应对灾害的模式，我认为这一过程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回顾到目前为止的救灾工作，包括内阁的举措，出现了比较混乱的状况，日本一贯的纵向性行政体制的弊端正在显露。我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也会不断归纳和总结出经验和教训。

提到其他国家的借鉴，我认为日本在防范和应对地震灾害方面有着较多的经验。但是，在此次灾难面前，政府显现出某种无力感，这个现象本身也值得世界各国当作案例来研究和分析。还有，平时看到灾区的民众拥有丰富的应对海啸的经验，也做好了万全的准备，但这些应对措施在这次海啸面前瞬间崩坏，因此也具有研究和借鉴的价值。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核电站的问题，那样一个拥有两重、三重精密系统的核电站，轻易陷入崩坏的状态，肯定是有问题的。这些都需要多讨论、多研究。

《日本新华侨报》：此次大地震对菅直人政权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您如何评价菅直人政权在灾中的表现，此次大地震对菅直人政权会有何影响？

山崎诚：关于此次应对危机，在最初的阶段，包括政府迅速提出应对措施等方面，我个人认为还是很高效的。从3月11日2点46分地震开始到对策本部的组建，政府的表现是可圈可点的。但是，正如我刚才提到的那样，此次地震以及引发的其他灾难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可以说是全新的、从未有过经验的灾难。报道中出现的地区还算状况比较好的，事实上还有很多没有报道的受灾严重的地区，包括受灾的民众，这些也是我们注意到的。内阁府设有利用地图信息对受灾地情况以及救援状况进行分析的小组，但是其提供的地域信息和救援物资信息与避难灾民的需要还有很大的差距，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因此，像这次大范围地发生多重灾难的情况下，后续的工作更为艰辛，尽管政府初期应对的表现差强人意，但今后的工作更为重要。在这样艰难的时期，作为政府来说，只能坚持下去。

此次对于政府应对灾害的表现，舆论方面算是毁誉参半。我认为，如果此次地震规模类似于阪神淡路大地震或者新潟中越大地震的话，政府在处理上会有经验可循，灾害很快会得到控制，但是此次的大地震规模非比寻常，规模和毁灭程度是阪神大地震的数倍，再加上引发核电站事故，政府的紧急应对确实显得非常不成熟。因此，我认为今后政府的职能应当得到更充分的发挥，比如构建一些应对组织、积极进行生活支援等，确确实实地掌握主导权。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也认为政府在应对震灾的问题上还是有很多不足之处的，其表现不可能打满分，政府相对迟缓的应对，造成了国民对政府的不信任以及不满。

《日本新华侨报》：这次地震带来的灾难被日本首相称为 “国难”。在“国难”当头之际，您认为从4月开始的具有朝野之争意义的统一地方选举是否应当推迟呢？

山崎诚：我个人认为选举还是应该如期进行的。尽管日本正在面临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有许多事情需要解决，但选举是不可改变的。如果现在因为紧急事态而推迟选举，今后就有可能出现某些政客根据个人情况而更改选举的事情。我认为，日本东北地区的民众由于受灾可能出现无法投票的事情，但东京、横浜这样远离灾区的都市不存在“能不能”的问题。国难当头之际，是否如期进行选举，确实存在着一个感情上的问题，但是，因为情绪上的原因而推迟选举，就意味着改变选举制度本身。对此，我不认同。

《日本新华侨报》：我们看到在此次震灾后，日本政府发布了大量的讯息，但这些讯息中很多是暧昧不清的。您对此次日本中央政府发布的讯息有什么样的看法？

山崎诚：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话题。讯息本身有很多的解读方式以及强烈的冲击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府发布讯息的时候既要考虑到讯息的正确性，又要考虑到给民众带来的影响，也就是说，政府需要判断什么样的讯息在什么时候发布。在此次对震灾的报道上，我认为讯息的发布应当通过政府内特别是国家的最终责任者菅直人来进行判断。一条冲击力强的讯息可能会引起民众的恐慌，甚至引发民众间的谣传，这样对社会安定完全没有好处，因此政府在发布讯息的时候必须考虑民众所受到的影响。当然，另一方面，为了消解国民的不安和疑问，政府必须发布准确的消息。任何暧昧以及细微的差别都会增加民众的心理负担，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个人希望中央政府今后提供更多更准确的讯息，特别是在核电站事故的问题上，日本民众还是没有取得足够的讯息。

《日本新华侨报》：日本从2007年正式进入“超老龄社会”，同时中国的老龄化进程也在加深，老年人福祉正在成为两国社会关注的问题。您在预算委员会上向厚生劳动省提出了关于医疗福祉的问题，您觉得中国在老年人福祉制度方面可以向日本借鉴什么？

山崎诚：日本正在迅速进入“超老龄社会”，我认为日本作为老龄化社会的一种模型也是值得中国研究的。在应对老龄化问题上，提出新的制度和政策需要采取先进国家的模式，我也致力于此方面的研究，参加了一些关于老龄化社会问题的讨论。我们现在倡导的是以社区为基础、通过地域支援的老龄化应对模式。日本是一个全国范围内相对均等的社会，相对生活会更轻松一些，国家的各项支援也相对完善，因此，使每一个小的社区成为一个核心单位，以此为基础向社区内的老龄化人口提供医疗、雇用方面的保障。不投入过多的金钱，通过国民的力量来形成一个全新的地域社会的模式，这样的模式是否适应中国国情还不好下定论，因为中国的国情与日本有很大不同，同时中国国内内陆地区和沿海地区在各方面也存在差距。

我说的可能抽象了一些。但是，中国经济正在快速发展，正是考虑这个问题的最好时机，也是最佳的机会。

《日本新华侨报》：您曾经参加过有关外国人购买日本土地的讨论会，对于中国资本购买日本土地的问题，您是怎样看待的呢？

山崎诚：对于这个问题，我想从两个方面来回答。第一，我认为土地的利用关系到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不管是外国人还是日本人，购买土地后如何保护性地使用土地才是问题的核心。根本的问题是规定土地的利用，日本有必要制定相关的法律规则来约束投资者的行为。第二，在此基础之上，日本如何与外国人进行沟通又是另一个问题。我对中国人购买日本土地的问题是这样认识的，从保护国土的观点来看，如果出现了不协调的情况，就需要制定法律规则来解决问题；从投资的角度来考虑，日本向外国开放土地买卖后势必会出现某种程度的损失，为此也需要制定一些法律规则。目前，日本的《民法》无法约束这些，需要进一步讨论。我个人认为韩国提供了很好的借鉴，韩国在外资购买土地的问题上进行了很具体的划分，制定相对应的法律规则，日本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处理外国人购买土地的问题。另外，有人说中国人在日本买房置地很危险，我倒不这么看，相反，我觉得说这些话的人需要冷静下来。在购买土地的问题上，我认为中日两国应当是互让、双赢的关系。

《日本新华侨报》：前不久，中国向日本受灾的东北灾区派出救援队，不禁让人想起三年前四川汶川大地震时，日本救援队第一个抵达中国灾区进行前线救援。中日两国在灾难降临时互相支援，对未来中日两国关系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山崎诚：我认为这件事非常了不起。总之，日中两国之间是互惠互利的关系，两国的关系就如同夫妇，不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还是要并肩走下去。我认为中日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是绝对不可或缺的。尽管两国之间可能因为某些问题出现对立，但是两国之间的羁绊越深厚，遇到问题时越容易解决，也更容易修复。因此，地震这样的自然灾害增加了两国之间的交往，加深了两国之间的羁绊。这次中国救援队不远万里来到日本，同样，日本救援队也曾前往中国进行救援，我希望这样的交往成为一种惯例，救援队也好，志愿者也好，终将成为连接两国的重要纽带。除此之外，在环境政策方面，特别是环境问题上，两国之间深入交流，日本为中国提供更多的技术和政策，等等。总之，中日两国是无法分开的两个国家，此次中国救援队来到日本提供援助，我表示深深地感谢，也希望可以加深两国之间的友好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