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政坛惯用套路失灵，中日关系将何去何从？

自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错误涉台言论以来，中日关系已降至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低点。如何让中日关系走出困境，成为日本面临的重要外交课题。

事实上，自1972年以来，日本政坛也曾多次因历史、领土、涉台问题制造外交危机。但在危机发生后，日本往往通过认错示好、高层沟通、姿态克制等方式缓和局势、化解僵局。而如今的高市政府则陷入了挑衅易、收场难的困境，日本惯用的外交“缓冲术”已然全面失灵。

回望54年来的中日关系，日本形成了一套对华危机处置机制。1985年，中曾根康弘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打破战后政治默契，引发中韩等邻国强烈抗议。面对外交风波，中曾根迅速止损，主动释放缓和信号，次年正式访华并发表睦邻讲话，承诺任期内不再参拜。这一务实举动有效修复了双边关系，更换来此后11年日本首相无一人参拜靖国神社的稳定局面，成为日本最有效化解危机的模板。小泉纯一郎执政时期，虽连年参拜靖国神社导致中日关系冰封，但亦曾留有转圜余地。为打破外交僵局，小泉也曾专程到访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用象征性的历史反省姿态，为双边对话重启搭建台阶。即便其行为带有功利性，却也为两国中止对立、管控分歧提供了缓冲空间。然而，小泉回到日本后，继续参拜靖国神社，严重冲击中日互信。直至其下台后，安倍晋三访华，两国关系才得以改善。

2012年钓鱼岛“国有化”危机、2013年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风波，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最严峻的两次危机。彼时中日高层交往近乎中断，但双边沟通渠道从未彻底关闭。自民党实力派二阶俊博长期担当“水下特使”角色，频繁穿梭中日之间传递诉求、协调立场。安倍政府也采取柔性策略，以“任内不再公开参拜”“供奉祭品替代亲自到访”的折中方式克制降温，叠加经贸领域加强合作，最终推动中日关系逐步回暖。纵观过往，日本历届政府的共性是“制造冲突后必有降温动作，激化矛盾后必留沟通窗口”。

然而，相较于日本历届首相的灵活应对，高市内阁则似乎失去了回旋的余地。高市之所以无阶可下，核心原因在于日本内外环境的巨变。对内而言，高市的执政根基高度依赖右翼保守势力，任何对华缓和、适度克制的表态，都会被党内右翼视作“妥协退让”，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导致其不敢、不愿主动示好降温。对外而言，域外势力持续深度介入亚太事务，不断怂恿日本突破安保约束、炒作台海议题，捆绑日本外交战略，让日本失去了自主斡旋、灵活止损的空间。更值得注意的是，高市内阁中完全没有能同中国对话的“中间人”，双方沟通的“水下渠道”彻底失效。

另外，中日综合国力与地区影响力的格局已然重塑。过去日本可以通过象征性道歉、高层访华、民间互动等低成本方式修复关系。如今实力逆转，中国在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核心利益的决心与能力空前坚定，对各类挑衅行为的反制更加精准有力。日本政客的激进言论和冒险政策带来的外交、经济和地区声誉代价持续攀升，以往敷衍了事的“姿态性缓和”，已经无法换取中方的谅解与关系回暖。

站在中日关系的关键路口，中方的立场始终清晰且一以贯之。中日四个政治文件是两国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遵循，一个中国原则是不可逾越的红线，正视历史、尊重邻国核心利益是中日相处的基本前提。面对僵局，高市政府唯有回归理性正道，才能走出外交困局。摒弃右翼激进思维、停止炒作地区对立，主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正视历史过往、尊重中方核心利益，重启双边各层级沟通渠道，才是化解危机的唯一可行路径。任何依附外部势力、制造地区分裂、挑战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投机行为，最终只会反噬日本自身利益。（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