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大寺僧人奝然看十世纪的“日本观”

十世纪的东亚海面上，季风年复一年地吹拂着。彼时，中国正处北宋太平兴国年间，日本则在平安朝的政治秩序中运行。中日两国的国家之间的官方往来已经不如唐代那般频密，但是文化的水脉却未曾断绝。正是在这样的历史缝隙中，一位来自奈良东大寺的僧人奝然，搭乘一艘江南商船西渡入宋，其身影如同一叶文化扁舟，在政治疏离的海面上维系着文明之间的隐秘联系。

关于奝然的生平，后世多依赖出土文献与僧传补证。1954年奈良清凉寺释迦如来立像胎内发现《义藏奝然结缘手印状》，载其俗姓秦，生于天庆元年（938年），少出家入东大寺，后至近江石山寺研习真言密教。其求学路径，已显示出一种不满足于本土佛教传承、而欲溯源中国的志向。

奝然的渡海，并非国家遣使，而属“私渡”。《宋史》卷四百九十一《日本传》载：“雍熙元年，日本国僧奝然与其徒五六人浮海而至。”所谓“浮海而至”，意味着他所依托的是商船网络，而非国家船队。与唐代鉴真东渡时由官方与僧团支撑的格局相比，奝然西行所体现的，是十世纪东亚交流机制的一次重要转型——由国家主导，转向民间驱动。

这种转型，并不意味着文化往来的衰落。遣唐使虽已停废近百年，但平安贵族与僧侣对“唐物”、“唐风”的追慕依然炽烈。寺院藏经阁中保存的唐代经卷与佛像，成为衡量佛法“正统”的标准。换言之，日本所向往的，并非现实中的宋，而是记忆中的唐。这种“以唐为正统”的文化心理，构成了奝然西行的深层动因。

若以比较视角观之，玄奘西行是由中土通往印度原典，而奝然西行则是由日本回溯中国所整理、消化后的佛教体系。两者方向相反，却同样体现出对“法源”的执着。其差异，正折射出中日佛教发展的不同路径：日本佛教在高度吸收中国文化的同时，始终将中国视为“正统中介”。

奝然入宋后的活动，以朝礼五台山最为后世称道。五台山作为文殊菩萨道场，自唐以来即为东亚佛教徒共同的精神中心。《宋高僧传》卷二十七及其《入宋求法巡礼行记》均载其巡礼经历。他不仅参访诸寺，更重要的是搜集经典与法物。《宋史》记其“求印本《大藏经》”，即北宋初年刊刻的《开宝藏》。这一版本的大藏经，标志着佛教经典传播进入雕版印刷时代，其权威性与系统性，对日本佛教界具有重要意义。

与此同时，奝然在汴京启圣禅院见优填王旃檀瑞像，并募工匠加以摹刻。《入宋求法巡礼行记》载：“诣启圣禅院，礼优填王所造释迦旃檀像……乃募巧匠，模刻其像。”此像虽由宋代工匠制作，但在奝然心中，其意义却指向唐代乃至更早的佛教源流。这种现象提示后人：文化接受并非时间同步，而常呈现出“记忆滞后”与“理想化再造”的特征。

奝然归国于雍熙四年（987年），其所携经像在日本引发强烈反响。释迦像供奉于清凉寺后，形成所谓“清凉寺式”造像，对日本佛教艺术产生深远影响。其风格融合北宋写实与日本审美，可谓中日文化交融的产物。

然而，其理想并未完全实现。《元亨释书》载，奝然曾试图在爱宕山建立“五台山式”寺院，以安置所请法物，但工程未竟。清凉寺虽成为其事业归宿，却未达到其设想规模。这一落差，反映出平安中期日本佛教的现实格局：一方面持续仰慕中国佛教，另一方面本土宗派与信仰体系已趋稳固，使整体移植难以完成。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日史料对奝然入宋之行的叙述存在明显差异。《宋史》称其“献铜器十余事、本国《职员令》、《王年代纪》各一卷”，强调其朝贡性质；而日本《本朝高僧传》则突出其求法行为，淡化政治色彩。这种“视角差”，恰恰反映出双方在“天下秩序”与“文化交流”之间的认知分歧。

也正是在这一问题上，当代日本学界提出了值得注意的解释。立教大学教授上田信在2026年第4期《中央公论》发表《宋·元·明朝怎样看日本》一文，认为奝然向宋廷呈交《职员令》、《王年代纪》等文献，使宋人得以系统了解日本皇统谱系，从而促成中国史书由“倭”转称“日本”的变化。

这个观点，提示后人注意奝然在中日认知互动中的作用，具有一定启发意义。然而，若结合史料加以检视，则仍需谨慎。自《旧唐书》以来，至北宋重修《新唐书》时，“日本”之名已见于正史，并逐渐取代“倭”的旧称。奝然所携文献，或有助于宋人深化对日本的认识，但尚难以视为“名称转变”的决定性因素。更何况至明代，《明太祖实录》中仍多见“倭寇”、“倭人”之称，说明“倭”与“日本”在不同语境中长期并存。

写到这里，后人或可注意到一个耐人寻味的时间对照：奝然归国在987年，而敦煌藏经洞的封闭约在11世纪初。陆上丝绸之路渐趋沉寂之际，海路文化交流却日益活跃。两者在时间上形成一种象征性的并置，提示着佛教传播路径由陆路向海路转移的历史趋势。

读史至此，不免心生感慨：在曲折的中日关系史上，国家关系可以冷暖更替，而文化的流动却始终在制度之外持续存在。我们再看奝然，既非不是一位官方使节，也不是一个贸易商人，其所携者不过经卷与佛像。但是，然正是这种看似“无用”的文化搬运，在漫长的历史时段中才塑造了东亚文明的共享景观。

在这个意义上说，奝然所完成的，不只是一次入宋求法之旅，而是在“后遣唐使时代”，以个人之力维系了中日之间未曾断裂的精神通道。（2026年5月31日写于北京亚洲大酒店0811房间）■（内文1983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