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艺春秋》创办人菊池宽的俗世江湖

日本各大报纸都有过这则报道。1948年3月，在东京护国寺，包括时任日本首相芦田均以及横光利一、川端康成等文坛名宿7000多人默然而立，他们送别的是一个无法被简单定义的男人——菊池宽。他的孙子菊池夏树在《菊池宽突然去世的夜晚》（白水社，2009年4月第一版）一书中也做过这样的记叙。

在明治、大正、昭和的时代更迭中，菊池宽不仅是《文艺春秋》月刊的创办者，更是日本近代文坛名副其实的“教父”。他以一支秃笔划开了纯文学与大众文学的鸿沟，又以过人的世俗智慧，在稿费、版权与社会地位的博弈中，为日本作家构筑了一座名为“尊严”的堡垒。

菊池宽的起点并非坦途。出身于高松藩的一个破落儒生家庭，贫穷曾是他挥之不去的底色。他在自传性质的短篇小说《半自叙传》中提到，少年时代的贫困让他对物质有着超乎常人的敏感，这种“寒门”意识贯穿了他的整个文学创作。

这种底色，让菊池宽不同于那些浸淫在“艺术至上主义”中的同僚。对于菊池来说，文学不仅是精神的寄托，更是改变阶级的武器。这种务实主义，直接促成了他后来与芥川龙之介完全不同的文学路径。在第一高等学校（一高）期间，他曾因偷窃嫌疑（后被证明是代友受过）而被开除，这种屈辱感让他终生对“社会公义”与“个人名誉”有着近乎偏执的守护。

1923年1月，当菊池宽决定创办一本名为《文艺春秋》的小刊物时，日本文坛正处于大变局的前夜。据《文艺春秋七十年史》记载，创刊号是在菊池宽自家内编辑完成的，初始资金仅有区区几百日元，且创刊初衷是为了“给年轻作家一个能够自由发表随笔的领地”。

谁也没想到，这本最初只有区区几十页、定价仅10钱的小册子，创刊号就卖出3000多册，短短的数年内发展成为改变日本舆论生态的巨兽。菊池宽的办刊哲学极为罕见：他既不附庸风雅，也不故作深奥。他要求文章“易读、有趣、有用”。他敏锐地察觉到，伴随着大正民主时期的识字率提升，一个新的市民阶层正在崛起，他们不需要苍白的呻吟，而需要对社会真相的犀利解剖。

在菊池宽之前，日本作家的生活大多清苦且不稳定。他以一种近乎“商人”的姿态，介入了文学的生产环节。户板康二曾讲述菊池宽如何建立起规范的稿费支付体系。他主张“即便是一页纸，也必须支付相应的报酬，这是对劳动的起码尊重。”

菊池宽不仅自己通过《父亲归来》等名作赚取了巨额稿费，更利用《文艺春秋》的利润设立了“芥川龙之介奖”和“直木三十五奖”。这两个奖项的设立，不仅是为了纪念友人，更是为了建立一套完整的文坛选拔机制。直到今天，这两个奖项依然是日本文学界的最高标杆。他明白，要让文学有尊严，首先要让写作者吃饱饭。

写到这里，请允许我做一个“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插播广告”，我在1999年创办的《日本华侨报》（当时叫《日本新华侨报》），是当今诸多日本华文媒体中唯一发放稿费的报社。

回过头来说，菊池宽的一生与“赌”字纠缠不清。他酷爱赛马、麻将与围棋，这种博弈精神也体现在他的事业版图扩张上。他曾斥巨资收购经营不善的报社，甚至一度涉足电影产业，担任过大映电影公司的首任社长。以致日本学者半藤一利做过这样的评价：“日本文学的一部分，是在麻将桌上决定的。”

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曾在书信中调侃菊池宽的“赌徒气质”：“宽是一个即便在赌局里输个精光，第二天依然能笑呵呵走进编辑部的男人”。

这种豪气让菊池宽能够在二战前后的乱局中维持局面。然而，这种性格也带给他致命的阴影。在日本发动对外侵略战争期间，菊池宽作为“文艺报国会”的议长，深度参与了当时的体制协作，亲自动员数十名作家、记者到中国采访，形成一支“笔部队”，为侵略战争大唱赞歌。

1945年8月，战败的日本迎来美国主导的盟军司令部（GHQ）的统治。菊池宽因为被认定所办月刊对“侵略战争”起到了“重要的指导性作用”，被列入“公职追放”（禁止担任社会职务）的名单。阿部真之助在《当代人物评传》中写道，晚年的菊池宽对于自己被放逐感到极度苦闷。他曾对着窗外的废墟自嘲：“我一生都在经营人心，最后却被时代经营了。”

尽管被禁止参与编辑工作，菊池宽依然在幕后支撑着《文艺春秋》的复刊。

菊池宽应该不算是一位纯粹的艺术家，但他是一个卓越的经营者，一个深谙人性的社会活动家，一个带着泥土气息的文坛盟主。他用世俗的手段，保护了最不世俗的文学；他用商人的算计，赢得了文人的体面。日本近代文坛的很多制度——稿费、文学奖、出版商业化——几乎都带着他的影子。

当年，菊池宽为了解决经济困难，曾经娶了一位“富婆”。后来，他是桃色新闻缠身，只好向妻子保证，“到了60岁，我就会做一个老实的好男人。” 然而，人算终究难敌天数。还未等到60岁，菊池宽便在59岁那一年病逝。

菊池宽曾在随笔中写道：“人生不过是五分钟的博弈。”在这场长达六十年的大博弈中，菊池宽虽然在政治上输了一着，但在日本文化的版图上，他留下了一座至今无人能绕过的重镇。

    我1988年自费留学日本以后，特别是手头稍微宽裕之后，就开始订阅《文艺春秋》月刊。尽管社长和总编辑已经不是菊池宽，但我依然能够从中感受到那个高松男人的精神体温。他虽然早已离去，但他亲手拆除的门槛，至今仍让文学在大众的手边流淌。（2026年4月2日写于东京乐丰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