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一碗茶为和平贡献力量——1980年代日本里千家访华琐记
——访一般社团法人日中协会顾问 朱金诺

2026年1月28日，《日中茶界》在日本记者俱乐部对日中协会顾问朱金诺先生进行了一次专访。朱先生曾多次担任日本里千家第十五代家元千宗室的翻译，也是里千家访华活动的见证者。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里千家的频繁访华，既是以民促官的文化交流，更是日本茶道的认祖归宗之旅。本次采访，将为您揭开日本茶道界对于中国茶文化的深邃情感。

我们之前闲谈时，您曾提起过为里千家访华团担任翻译的事情。请问这是哪一年的事情？

朱金诺　我最早与茶道里千家的接触，是在1979年的访问日本期间。1978年8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中央决定组织一个超大型代表团乘坐中日友好之船访问日本，此事由中日友好协会廖承志会长总负责。消息传到日本，日本各界人士和日中友好协会很快在全国各地动员组织了1000多个团体和单位，负责接待中日友好之船。

这个访问团规模很大，组织了中央有关部委、人民团体和15个省、市、自治区的606人参加访日代表团。其中既有领导同志、基层干部，又有工会、妇女、青年工作者。全体人员分成了28个班，1至12班是中央班，13至28班是地方班。廖公还特别邀请了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一些老帅的夫人和她们的亲属出访。我有幸作为随行人员，在团部为这些老帅的夫人们做翻译工作。我记得贺龙、罗荣桓、陶铸、李先念、罗瑞卿、王震、宋任穷、王稼祥等十位老帅的夫人，都在这个代表团当中。现在回想起来，廖公的这一安排非常有远见。这些老大姐们大部分没有出过国，这一次访问日本让他们对于发达国家产生了非常感性而真切的印象。日本共有四十七个都道府县，我们这个代表团访问了其中的三十三个，算是转了大半个日本。在京都访问期间，里千家第十五代家元千宗室带领里千家的茶师们为代表团点茶。大家对于茶都不陌生，但对于日本抹茶的喝法感到新奇。这也是我第一次与里千家千宗室先生接触。1980年至1983年期间，我多次为千宗室的访华活动担任翻译工作。

朱金诺先生陪同千宗室先生以茶为媒深化日中友好，体现其“一碗茶中的和平”的交流理念。

那么在这几年间的翻译工作中，哪一次让您印象最为深刻？

朱金诺　自1979年11月份第一次访华起，千宗室先生和千登三子夫人每年都会率里千家代表团访问中国。在北京期间的重要文化交流活动我担任过多次翻译。因此，我与千宗室先生有了很多朝夕相处的机会。要说起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大致有两次。

第一次是1980年，里千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的大型茶事活动。以往千宗室先生一行人数不多，大都是坐飞机到北京。1980年的那次访华，里千家代表团的人数达到了四百余人。而且主要团员都是年轻人，代表团名称就是“日中友好文化交流第三次里千家青年之船”。他们乘坐“友好之船”从天津港登陆，然后乘坐大巴来到北京。千宗室团长向到会的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华、文化部部长王蒙、新华社社长穆青、国家旅游局局长韩克华、中日友协会会长孙平化等人献了茶。千宗室在茶会上致词时表示，日中之间要坚持民间交流，使以民促官建立起来的日中关系进一步发展。

第二次是1983年，千宗室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向李先念国家主席献茶。李先念主席在接见千宗室时讲：“中国有句古话，柴米油盐酱醋茶。茶也是很重要的，在生活中不可或缺。”千宗室则表示：“日本茶道主张一期一会以及和敬清寂。我个人也希望借一碗茶为和平“贡献力量”（一盌からピースフルネス）。

我想请您回忆一下，在这两次活动中，还有哪些细节让您印象深刻？

朱金诺　当时国内尚没有形成爱茶的风气，甚至茶叶还需要凭票购买。当时文化交流活动所需的茶叶甚至和果子，都是由里千家在日本准备好并亲自背到国内，真的也很不容易。也正因如此，这场活动结束后，代表团还分别去了上海、杭州等地参观与交流，但是都没有再组织茶会活动。我想恐怕是所带的茶点不够了吧。除此之外，千宗室先生在给李先念主席点茶时穿了一身西服，而不是传统的日本服装。

我知道，您与千宗室先生交往颇多。在您的印象之中，千宗室先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朱金诺　正如杨老师所讲，自1980年我担任千宗室先生的翻译开始，一直与老人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多年的交往，让我深感他对中日友好事业的热情。即使在90多岁的高龄，他仍会访问中国。

京都、大阪等地举办日中友好交流活动时，他也都会积极组织并举办茶会。他始终践行着自己的主张，即借一碗茶为和平贡献力量。

1991年，中日友好协会就曾授予千玄室先生“中日友好文化交流使者”称号。2002年，文化部授予千玄室先生“文化交流贡献奖”。我想，这也是对千宗室先生的莫大肯定。

与此同时，他的学识十分渊博，对中国传统文化既热爱又精通。他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日本茶道就是源自中国的陆羽《茶经》。访华期间，他在媒体采访中高度评价了《茶经》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应该讲，千宗室先生对于中国茶文化在日本的推广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千宗室先生确实对于《茶经》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后来在南开大学提交的博士论文，题目即是《〈茶经〉与日本茶道的历史意义》。1980年代，我国的茶学界曾兴起了一次研究《茶经》的热潮。我想千宗室先生在访华时表达对《茶经》的敬佩之情，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这一趋势。我很好奇，千宗室先生对中国茶的喜爱程度如何呢？

朱金诺　当时的外事接待中，照例都会为外宾沏茶。在北京的话一般提供茉莉花茶，而在上海和杭州则通常提供绿茶。日本客人归国时，我们有时也会赠送一小罐茶叶作为伴手礼，主要也是茉莉花茶或绿茶，种类相对简单。我个人并未听千宗室先生刻意谈论过哪一类中国名茶，但他对中国的茶器具却表现出极大的兴趣。里千家本身，就收藏有许多自中国传来的名贵茶器具。特别是南宋时期的茶具。

千宗室在访华期间，我曾陪同他在北京友谊商店购物，他都选购了中国的瓷器和茶器具。1987年，陕西法门寺地宫出土了大量唐代的宫廷茶器具。千宗室先生得知此事后，非常兴奋与激动，并专程前往法门寺参观这些唐代的茶器。他认为这些古老的唐代茶器，就是如今日本茶道所用茶器的源头。回国后，他还专门发表了文章，向日本社会介绍法门寺出土的珍贵的唐代茶器。千宗室先生对于中国茶器的兴趣之高，由此可见一斑。

您在日本多年，对于里千家、表千家与武者小路千家都有接触。现在很多爱茶人对于这三千家不太分得清楚。您可否谈一下他们的异同之处？

朱金诺　这件事情说起来有些惭愧。年轻时，我很冒失地向千宗室先生提出过这样的问题：“里千家与表千家，哪个更为正宗呢？”千宗室先生回复我说：里千家、表千家与武者小路千家，三者同宗同源，皆为日本茶道大师千利休所传下的茶道流派，并没有正宗与否的分别。

后来也有茶师告诉我，里千家与表千家的核心区别，在茶汤上便能直观体现。表千家点出的茶汤，表面平整顺滑，不见泡沫；里千家的茶汤则必有丰富泡沫，视觉效果更鲜明。

我想从这点，也能看出二者的区别。表千家更为朴素内敛，一心恪守传统；里千家则注重变革与传播。事实也的确如此，里千家成立了淡交会，在日本国内各地设立了众多支部，并且积极在全球推广日本茶道，如今拥有海量的学员。这一点是表千家与武者小路千家都难以企及的。

在古代，茶道是王公贵族和将军大名的嗜好。您认为茶道在日本现代社会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朱金诺　在日本文化中，有许多独特的“道”，如书道、花道、棋道、香道、合气道等。然而，这些文化形式在社会上的影响力都无法与茶道相提并论。茶道在日本现代社会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我曾为了接待茶道大师千宗室的代表团，阅读了大量相关资料。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79年他首次访问中国时，所携带的并非名茶或茶器，而是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的亲笔信，以及47个都道府县现任县知事的亲笔信。里千家在日本社会的影响力之大，我们不难想象。

在日本现代社会，上流社会仍然以热爱和精通茶道为荣。例如，我曾陪同过的日本前首相中，福田康夫先生和鸠山由纪夫先生都是茶道的爱好者。

聊到这里，我也想请您多谈一谈日本名人与茶的掌故。我知道您曾经长期为全日空创始人冈崎嘉平太老先生担任过翻译，请问您，冈崎先生对于茶道文化也十分感兴趣吗？

朱金诺　关于日本茶道话题，我没有与冈崎先生讨论过。但我感觉冈崎先生，对中国名茶可谓情有独钟。他的办公室里，常常备有中国的龙井茶。一方面，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冈崎先生曾经有过两次在上海工作的经历。当时上海盛行饮用绿茶，这或许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外，冈崎先生一生敬仰周恩来总理。他每次访华时，周总理都会选绿茶中的精品——龙井来招待他。因此，他一生喜爱饮用龙井茶，也与其心中对于总理的浓厚感情有关。

不可否认，现如今的日本茶道有衰退的趋势。您认为这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朱金诺　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现如今对日本茶道感兴趣并学习的人越来越少了。我认为这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日本茶道本身较为严谨。例如，参加正式的茶会，理论上需要正坐。现在不要说是外国人，甚至许多日本年轻人也难以做到这一点。其次，茶会有一整套的礼仪和措辞。例如开始喝茶前，一定要说一句“頂戴いたします”。如果觉得好喝，不可以说“おいしい”，而要讲“結構なお点前でした”。喝完茶之后，也不能说“ご馳走様でした”，而要讲“頂戴いたしました”。这些讲究也让年轻人感到繁琐和麻烦，从而失去了学习茶道的兴趣。

除此之外，日本茶道的命运与日本的经济发展息息相关。众所周知，学习茶道需购置茶具、抹茶以及和服，这无疑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此外，参加各类茶会活动也会产生大量费用。以1980年代为例，跟随千宗室先生访华的茶师们需要承担不小的费用。然而，当时正是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人们并不觉得这是一种负担。相反，他们认为能够与千宗室一起访华是自己一生的荣耀。如今，随着日本经济发展放缓，人们的收入减少，需要较大开销的茶道学习自然也就没有那么高的人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