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早苗从“富强日本”到“口号政治”

众所周知，日本政坛素来不乏宏大叙事。从“列岛改造论”到“安倍经济学”，再到2月18日第二届高市早苗内阁提出的“让日本列岛更加强大和富裕”，历史似乎在不断重复一种熟悉的修辞路径：在不确定的时代，以强有力的口号重塑国家信心。然而，当本届高市内阁敲定这一基本方针之际，人们不得不提出一个更为尖锐的问题——这究竟是一套可操作的国家战略，还是一张经过重新包装的政治“大饼”？在笔者看来，其内核颇有几分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第一”逻辑的日本式投射。

首先，从话语结构来看，“富强日本”的提出，本身就是一种高度情绪化的政治表达。它强调“相信日本与日本人潜力”，强调“让日本更强大更富裕”，在逻辑上并无问题，但在政策层面却显得过于空泛。这种叙述方式，与特朗普当年反复强调“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如出一辙——通过激发民族自信来掩盖具体路径的不清晰。问题在于，美国尚且拥有庞大的内需市场与全球资本吸附能力，而日本在长期低增长、人口老龄化、产业外移等结构性困境之下，仅靠情绪动员，难以撬动现实。

其次，从经济政策来看，高市内阁提出“负责任的积极财政”，可谓典型的“双重话术”。一方面强调财政可持续性，另一方面又主张战略性动用财政刺激经济。这种表述看似平衡，实则回避了一个根本矛盾：日本政府债务已长期处于全球最高水平之一，财政空间极其有限。在此背景下再谈“积极财政”，如果缺乏明确的产业突破口与制度性改革支撑，很容易沦为短期刺激与长期负担的循环。至于所谓“提高收入、增加税收”，更像是结果性描述，而非路径性设计。

再看其物价对策——例如探讨食品消费税减税与税额扣除。这类措施在短期内确实可以缓解民生压力，但本质上仍是“补贴式治理”。它无法解决日本经济的核心问题：工资增长停滞、消费信心不足、产业竞争力下降。换言之，这些政策更像是“止痛药”，而非“手术刀”。如果没有对劳动力市场、企业结构乃至创新体系进行深层改革，再多的财政操作也难以形成真正的增长动能。

第三，在“地方活力”与“产业集聚”方面，高市内阁的表述同样缺乏新意。日本政府多年来一直在推动地方振兴，但效果始终有限。人口持续向东京圈集中，地方空心化趋势并未逆转。在这一现实之下，再次提出“构建产业聚集地”，如果没有打破既有行政与资源配置格局的决心，恐怕仍将停留在文件层面。

第四，在外交与安全领域，高市内阁强调“让日本作为自由与民主的国家受到倚赖”，并提出强化外交、防卫与情报能力。这一方向与近年来日本安全政策的整体趋势一致，即在中美博弈背景下强化自身角色。然而问题在于，日本的安全与外交空间，本质上仍高度依附于美日同盟。在这一结构未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日本所谓的“自主强化”，很容易演变为在美国战略框架下的“再分工”。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其与特朗普“美国第一”的某种镜像关系。特朗普试图通过强化美国自身利益来重塑国际秩序，而高市内阁则在美国主导的体系中，试图通过强化日本角色来争取更大话语权。但两者的基础条件截然不同——美国是规则制定者，而日本更多是规则执行者。因此，将“富强日本”建立在安全与外交的强化之上，如果缺乏真正的战略自主性，很可能只是对外部结构的一种被动适应。

因此，这与其说这是“建设富强日本”的路线图，不如说是一种在不确定时代中，通过口号凝聚共识的尝试。问题在于，历史已经多次证明：如果缺乏制度性突破与现实路径，再宏大的口号，也终将沦为一张被时间戳破的“大饼”。而对于当下的日本来说，真正需要的，或许不是新的口号，而是直面结构性困境的勇气与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