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众议院选战正在进入后半程之际,一场围绕宪法与安全定位的正面交锋被迅速推到台前。2月2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新潟县上越市演说中明确表示,有意把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她现场反问“为什么不能在宪法中写上自卫队?”然后呼吁选民赋予其推进修宪的授权;她同时批评国会宪法审查迟滞,称希望“打破没有进展的局面”。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在野党的中道改革联合方面由野田佳彦表态坚持“无核三原则”,主张建设“不再度引发战争、不被卷入战争的国家”。同一天,高市早苗还在甲府市把“负责任的积极财政”与“投资危机管理”并列,试图把安全议题与经济政策一并纳入竞选主轴。至此,修宪、自卫队定位与风险叙事,成为本轮选战最具张力的议题组合。
把自卫队写入宪法,表面看是法律条文的技术修订,实质却是日本战后政治结构的一次象征性再定义。长期以来,日本安全体制处于“现实存在、文本暧昧”的状态:自卫队在运作层面被广泛承认,在宪法表述上却保留解释空间。这种结构并非偶然,而是历史记忆、周边环境与国内政治妥协交织出的缓冲带。高市早苗的主张,意味着将这种弹性格局改写为法理上的明确确认——从“通过解释维持平衡”,转向“通过明示重塑平衡”。
关键问题不在“写不写”,而在“在什么政治氛围下写”。当安全议题成为选举动员核心,它就容易从制度讨论转化为情绪叙事。高市早苗把“危机管理投资”“把不安变成希望”相连,等于将社会不确定感转译为政策正当性与权力授权的来源。这种逻辑的风险在于:安全威胁多半是“可能发生”,难以被证伪,因而在政治上极易被持续放大,进而长期挤压教育、福利、收入分配等议题的公共注意力。
野田佳彦所代表的路线,并非简单否定安全政策,而是强调路径后果——一旦宪法修改与安全焦虑深度绑定,日本政治的重心可能进一步向军事与危机想象倾斜,外交调适与社会投资空间则相对收缩。他强调“不被卷入战争”,本质是在为战后以来以克制换取外部信任与内部发展空间的治理经验辩护。
高市早苗对“审查没有进展”的不满,折射的是效率逻辑对合意逻辑的压力。宪法之所以推进缓慢,正因为它是社会底线规则,而非普通政策工具。若以打破僵局为优先目标,而社会共识与周边沟通不足,条文的“前进”未必等同于结构的“稳定”。修宪若被当作竞选加速器,而不是长期秩序重塑工程,其后果将超出选举周期本身。
因此,这场争论真正的分水岭,不只在宪法第九条如何表述,而在日本选择以何种方式面对未来不确定性:是通过制度硬化与军事角色的明确化来追求确定感,还是继续依赖克制、模糊与外交回旋来管理风险。前者提供清晰姿态,后者保留调节空间。选民投票的对象,不只是政党,更是两种风险管理哲学与国家自我叙事的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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