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日本社会如何解答上海蒋女士孤独死的难题

2026年1月2日，财经新闻的一篇报道引发民众关注。上海一位女性“孤独死”后，遗产可能充公，甚至“死无葬身之地”。

享年46岁的蒋女士住在上海虹口区，虽然有房有存款，但父母早逝、未婚无子、孑然一身。正值壮年的她还没来得及规划晚年，就突发脑出血昏迷入院。在抢救过程中，远房表弟紧急签字并垫付医药费，却因不是法定监护人而无法动用蒋女士的存款以支付高达20余万元的医疗费。

更令人唏嘘的是她离世后的境遇：表弟希望用其遗产为她举办追思会、购置墓地，却未获居委会支持，最终遗产依法收归民政部门。一句“顶多给她海葬”，道尽了缺乏社会支持系统的个体在生命终点时的无奈。上海蒋女士的遭遇极具代表性，但这样的情况，在日本却很罕见。

作为超高龄国家，日本的孤独死事件比比皆是。日本总务省在2023年的报告显示，2018年4月至2021年10月间，全国“无依无靠者”（即去世后无亲属认领遗体者）的死亡人数超过10.5万，由各地政府保管的“无人认领遗骨”累计约6万具。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自然不能用“人各有命”的宿命论消极看待，而是要从法律和体制的层面双重保护这些无依无靠的人们。

日本《民法》第959条明确了“剩余财产归国库所有”的原则：当逝者没有法定继承人时，其财产最终将归属国家。法定继承人的范围与顺位规定明确：配偶始终有权继承，此外第一顺位为子女（可代位至孙辈），第二顺位为父母（或祖父母），第三顺位为兄弟姐妹（或其子女）。如果没有上述继承人，才能启动遗产归公程序。

但即便是面对无亲属逝者，日本并非简单地“一收了之”，而是通过一套法定的、多步骤的流程，力求在保护逝者财产、清偿债务、尊重潜在利益相关者权益的基础上，完成遗产的最终处置。

当无明确继承人时，由利害关系人（如债权人）或检察官向家庭法院申请选任“继承财产管理人”，法院通常指定律师或司法书士等专业人士担任。管理人的职责全面而审慎，他们需要调查继承人，广泛查找是否存在远近亲属；清查财产与债务，既包括储蓄、房产这类的积极财产，还要梳理贷款、欠税等消极财产。就算确认了没有继承人，还会进一步确定有没有“特别关系人”，比如长期同居的伴侣，并依法判断其是否享有部分继承权。只有在全部的流程走完，确实没人能够继承遗产，在完成全部清算后，剩余财产经法定程序收归国库。

如果说遗产的清算体现了制度的严谨，那么遗体的处理则彰显人文的关怀。日本对于逝者遗体的处理，会依据死亡地点不同而区别对待。

如果是在家中死亡的，通常由发现者报警，警方勘查后联络地方政府来负责收殓遗体；如果是在医院或外出地死亡，则分别由医院或警方通知地方政府收容遗体。总之，无论何处死亡，地方政府都会将遗体保管一定时期以寻找亲属。倘若最终确实无人认领，则由政府负责火化或埋葬，但一般不举行葬礼。火化后的遗骨由地方政府保管约五年，之后移入集体合葬墓，而不会随便选择海葬的方式潦草处理。

当然，遗体的处理和入葬的安排，都需要费用，这笔钱通常是由政府补助的形式来承担的，据统计，2020年国家层面的葬礼补助支出已高达约97亿日元——生前靠政府，死后有补助，虽然很孤独，但却不凄苦。

虽然依靠国家的托举，每一位逝者可以体面地入土为安，但面对“孤独死”可能引发的种种问题，日本社会更加强调“生前准备”的重要性，尤其是帮助无亲属者自主规划晚年与身后事，一方面可以减少社会负担，另一方面也是尊重个人意愿。

比如在判断能力健全时，可将财产管理权限委托给信赖的亲友或专业人士。或者通过公证程序提前签订合同，指定在未来本人判断能力衰退后的监护人，负责财产管理与人身照料，包括安排医疗、护理、入住设施等。

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可以入住养老机构，既能获得日常照护，也能极大缓解对“孤独死”的恐惧。针对无亲属者入住时所需的“身份保证人”的难题，日本有多家机构提供专门的身份保证服务，排除了入住门槛的难题。

毕竟，让每一个人，平等的，在生命终点保有基本的尊严，财产与意愿能得到法律的尊重与妥善执行，才是一个文明社会应有的温度与责任。